咕噜噜

习仲勋晚年的几件大事（林牧）

2008-08-17T02:50:00.000-07:00

早在1935年，朱理志、徐海东、郭洪涛在陕北进行极“左”的“肃反斗争 ”时，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陕北红军和陕甘苏区的创建者就被逮捕，几乎活埋了，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後，习仲勋又受了十五年沉重的打击，1978年才解放出来，在广东省委做了几年第一书记。1981年到1986年习仲勋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一度还是常务书记。在这几年中，习仲勋坚决支持胡耀邦的全面改革的路线，抵制了几股逆风，保持了刚正不阿的高风亮节。这里只讲几件大事。 1、同万里一起粉碎了一次未遂政变。 1982年9月，胡耀邦在中共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作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政治报告，提出了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同时提出：从十二大到十三大五年时间的具体任务是：“大力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继续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认真整顿党的作风和组织，争取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实现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实现党风的根本好转。”耀邦在这次代表大会及十二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由胡耀邦提出，经十二大通过的新时期的总任务和具体任务，同以前和以後的党代表大会相比，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全面开创......新局面”。这里所提的全面，就是，不仅要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而且要建设高度文明，高度民主；不仅要推进物质文明建设，而且要推进精神文明建设；而精神文明的具体内容就是：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同时实现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实现党风的根本好转。为了实现“全面开创新局面”的目的，就要进行全面改革。为此，1983年 1月20日，胡耀邦在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了《四化建设和改革问题》的长篇报告，报告提出：“要搞四个现代化建设必须进行一系列的改革，改革要贯穿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这应该成为我党领导四化建设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指导思想。”耀邦批评了农村要改革，城市不一定要改革，经济部门要改革，政治、文教部门可以置身事外的思想，强调指出：“一切战线，一切地区，一切部门，一切单位都有改革的任务，都要破除陈旧的，妨碍我们前进的老框框、老套套、老作风，都要钻研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创立新章法。” 在这个报告中，耀邦首次提出：“要以是否有利於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否有利於国家的兴旺发达，是否有利於人民的富裕幸福，作为衡量我们各项改革对或不对的标志。”这就是人们今天已经熟知的“三个有利於”的最初版本。 1992年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讲到的“三个有利於”，具体表述有所不同，但是，基本思想在耀邦1983年1月的讲话中已经定型了。假如耀邦的上述讲话能够公开发表，并且付诸实行，不仅当时的城市体制改革能够更加顺利的进行，而且，政治体制改革，文化教育体制改革也将不失时机的同经济体制改革同步进行，後来畸形的经济改革所造成的许多社会问题就可以避免或大大减少，中国社会的全面现代化就可以少走弯路，大大提前。可是，“左”倾保守主义分子深知耀邦这个讲话可能产生的巨大影响，由胡乔木出面反对发表和下发耀邦的讲话，耀邦迁就胡乔木，请他修改後再发表，他置之不理。习仲勋对胡乔木说：党的总书记在有中直机关各部门负责同志和各省、市、自治区有关同志二百余人参加的会议上发表了一个重要讲话，如果不形成文件发下去，党的历史会形成一片空白，怎么给後人交待呢？胡乔木仍然坚持不许发。不仅如此，2月16日，胡乔木还把人民日报主编秦川和副主编王若水叫到他的家里，狂妄的说：“耀邦同志在职工政治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与十二大精神没有联系，还有同十二大精神不相符的地方。十二大才几个月，还算不算数？十二大文件提出不要对大家施政治压力，但耀邦同志这一讲话就反过来了，就造成压力，而且压力大......耀邦虽然没有明说，但实际上是要把承包推广到一切部门。这就是很大的问题，实际上已经出现了问题。” 就在後来一两天的下午，姚依林突然通知，政治局和书记处开联席会，陈云一人发言，系统德、异常尖锐地批评胡耀邦。批评的内容，一是盲目追求发展速度。当时耀邦主张工业产值增长7%，陈云坚持4%，可是後来的实际增长率超过了7% 。二是反对改革，陈云不赞成城市改革，当然更不赞成“一切战线、一切地区、一切部门、一切单位都有改革的任务”。陈云愤慨的说：“连一五都要改？”可见，他认为“一五”期间的政策和做法是“拨乱反正”的极限。三是，批评耀邦不懂经济工作，他明指胡启立、暗指胡耀邦的说：“应该下放到财政部或国家计委去学习锻炼”。陈云发言以後，借故离开会场，胡乔木、邓力群、姚依林、宋平等四人也跟着出去了。後来胡乔木竟然对耀邦谈话说：“这一次你就是下去了，也不要消极。”邓小平没有讲什么意见，只是说：“到此为止。” 可是，左倾阴谋家并没有“到此为止”。邓力群先後在“红旗”杂志联络员会议和新华社全国分社会议上，把陈云抨击胡耀邦的讲话传达了。听了邓力群传达的广东省委副秘书长李言年，当晚就把讲话纪录整理出来送给习仲勋。上海等几个省、市当晚给《人民日报》打电话询问：“北京发生了什么事？”第二天，接替胡绩伟的人民日报新任总编辑秦川又把该报记者部主任林钢听取邓力群讲话的记录原本送给习仲勋。在那次批胡的会议上，胡乔木建议立即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来解决胡耀邦的问题，其他政治局委员均未表态，会议当然没有做出开会的决定。可是，胡乔木、姚依林竟然私自向各省、市和中央机关发出了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万里看到通知後找习仲勋询问，习仲勋说，他不知道，习又找胡启立来问，胡启立也说不知道。在总书记、常务书记和中办主任都不知道的情况下，竟然有人私自发出召开要总书记下台的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这是任何一个政党、任何一个政府的法纪都不能允许的。可以毫不夸张的说，这是一次宫廷政变。习仲勋和万里认为党内危机迫在眉睫，共同向邓小平报告并作了工作，邓小平表示：“胡赵格局不能变。”一场未遂政变流产了，但是，发动政变的人，丝毫没有受到追查和批评。这在1987年以前的中共党史上是从来未有的。

2、抵制“清除精神污染” “清除精神污染”的发明人是邓力群。他在1983年6月4日，在中央党校的一次讲话中最早使用了这个霸权话话，用以指责那些探讨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文章；接着，加上胡绩伟的新闻工作人民性问题；8月，中宣部主管文艺的副部长贺敬之带领一批人为“清污”准备文件时点名批评了徐迟、李陀等作家和《人啊，人》、《春天的童话》、《在同一地平线上》、《晚霞消失的时候》等一批作品。後来，“精神污染”的范围不断扩大，除了理论、新闻、文艺战线以外，还涉及农村改革和建立深圳、珠海等四个特区的问题，他们诬蔑特区是“租界”。邓力群等人的阴谋得到邓小平的支持，他於9月7日找邓力群等极左分子谈话，提出理论战线和文艺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在10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结束後，邓小平、陈云在全会外的一次会议上发表了“不搞精神污染”的讲话。中共中央的文件正式通知：邓、陈的讲话“何时发表，由中央决定，各地一律不得以任何形式擅自发表。”但是，10月下旬，邓力群掌握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却把邓、陈的讲话和胡乔木、邓力群关於“清污”的发言，下发到县级以上党委和干部。同时，北京和各省、市的报刊和电视台，有组织的发表知名人士拥护“清污”的报道和文章。这种“清污”已经超出理论和文艺的范围。在农村，发家致富、长途贩运受到攻击。在军队，把退伍战士申请补助，干部战士在城市找对象，战士收藏美术摄影作品，以至女朋友的照片，都说成是“精神污染”。在生活方式上，女性烫发、穿高跟鞋和男女跳集体舞，养花、养鸟都受到干涉。喧嚣一时的“清污”闹剧只演了28天就受到中央那些坚持改革开放路线的领导人的抵制：万里表示 “农村不搞清污”；赵紫阳表示：“经济工作领域不搞清污”；方毅表示：“科技战线不搞清污”；习仲勋找贺敬之谈话，批评“你们在文艺界搞了一场‘小文革’ ”。11月1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了所谓“清除精神污染”问题，胡耀邦、赵紫阳都讲了话，对所谓“精神污染”划出了严格的界限。一场“清污运动”才中途夭折。特别是胡耀邦在12月13日接见共青团代表时讲的：“有人用封建主义的眼光看待现代文明，要把我们的社会拉回到几千年前去”。一针见血，非常深刻。 3、抵制反对“自由化” 1983年10月11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了胡耀邦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关於整党的决定》。会後，在中共中央书记处进一步制定整党方案时，胡乔木提出：“这次整党要既反‘左’也反右，反右主要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胡耀邦打断胡乔木的话说：“你说的不对，主要是反左，其次才是防右。” 胡乔木说：“我是根据小平同志的指示而讲的。”接着，他就举出方励之的观点，并说：“整党不整这样的人，还有什么意义呢？” 邓力群同胡乔木密切配合，大骂方励之，并说：“像方励之这样的人，不是一个少数，而是有一批人。”“像这样的人，我也主张作为整党的对象。” 耀邦说：“首先我申明一点，我绝不赞成方励之的观点。但是，我想强调的是，不能强迫人们接受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要解放全人类，如果连方励之这样的知识分子都容不下，还谈的上实现共产主义吗？” 习仲勋紧接着说：“我赞成耀邦同志的观点。干什么工作也得有个重点，不能东一锤子西一棒子的。这次整党的重点是清理三种人，通过清理他们达到从组织上彻底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目的。”胡启立、万里、陈丕显都表示赞成耀邦、仲勋的意见。正当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抓住大案、要案整顿党风，清理“三种人”的时侯，“左”倾保守分子却利用“文革余孽”王力出来搅局。从秦城监狱出来不久的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通过邓力群致书中共中央，建议取消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邓小平看信後指派邓力群征求王力的意见。王力说：“八四年初从上到下有一股否定'清除精神污染'的风。我觉得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的一些负责人（显然，王力指责的是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主任胡耀邦）对邓小平同志的指示重视不够，对 '清除精神污染'抓得不够狠，应当注意纠正。”王力还说：“整党的提法也不科学，应该叫整风。今天我们通过整风应该树立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内团结，提高马克思主义水平，这样，一切任务都可以迎刃而解。”请注意“树立小平同志为核心” 这个话语的发明人是文革余孽王力，对於“文革余孽”，陈云比邓小平立场坚定，他看到材料马上给胡耀邦打电话说：“王力是什么东西？竟允许他对我们党的各种大事指手划脚？他的目的不纯，是想搞政治投机，我希望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不要上他的当！”万里也说：王力在文化革命中干尽了坏事。建议中央两案办公室对王力问题进行审查，拿出结论性的意见来，报中央书记处审查。 1984年2月9日，书记处开会讨论王力问题。习仲勋愤慨的说：“王力要不是‘三种人’，那我们党内就没有‘三种人’了。我认为清理‘三种人’，目前存在的主要障碍是，有些领导人对於保过自己和支持过自己的一派中的‘三种人’多方保护，而对於反对过自己的一派中的‘三种人’却总是想多搞一些；再加上有些隐蔽下来的‘三种人’，他们伪装自己，似乎‘表现很好’、‘很听话’，骗得了某些领导人的欢心和信任，比如王力就是这样。这一回，如果让王力漏了网，那我们中央机关的整党不能不说是一大损失。” 习仲勋的发言，对邓小平和邓力群是诛心之论，他们利用王力之流，就像蒋介石在抗战胜利以後利用岗村宁次等日本战犯一样。书记处异口同声，都主张将王力开除出党，邓力群看到众怒难犯，也不敢坚持，他只是说：“小平同志认为王力同志还是能够为党做一些工作的。究竟怎样处理他，还是由大家定吧。” 在一次讨论干部工作的会议上，邓力群突然离开议题，介绍首钢和第二汽车厂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经验，并且说“这是小平同志近几年来反复强调的。” 在返回中南海的路上，习仲勋忧虑而又愤慨的对耀邦说“现在，‘资产阶级自由化 ’成了一根打人的棍子，谁要是提出不同意见，或者他们看不顺眼，想整某个人了，就给他扣上一顶‘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帽子，简直是岂有此理！“耀邦对他的亲密战友也流露出真情实感。他叹了一口气说：“为什么我们一些很受尊敬的领导人也常常吃饱了饭没事干要节外生枝？对那些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世界上本来没有鬼，你天天喊打鬼，倒好像真有鬼了。其实，鬼的概念都是人自己制造出来的。难道中国真的形成‘舆论一律’才叫社会主义？我看不见得。” 1985年9月18日，正当中共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际，北京一批高等学校学生冲上街头，发动了一场争取民主改革的学生运动。北大校园贴出的标语和大字报是：“中国要向何处去？唯有走民主改革的道路”，“我们不要一党专制，我们要的是真正的民主、繁荣的中国”，“邓小平的大家长封建制该休矣，结束那拉氏垂帘听政的时代，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即将到来！”，“胡耀邦是当代的光绪，傀儡政权必须垮台”。学生在游行示威中呼喊口号：“打倒邓小平，打倒胡耀邦！”“宁要四人帮，不要胡耀邦！”中共中央政治局胡、邓、赵、李、陈（这是中共法定的排名次序）五位常委开会讨论如何对待这次学生运动。邓小平起先满面笑容的说：“我看学生闹事是好事，说明了我们这几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非常必要，非常及时。”胡耀邦笑嘻嘻的说：“充其量不过是学生们游行示威喊口号嘛，没有什么了不起。”邓小平沉不住气了。他指着耀邦说： “人家说我是西太后，你是光绪。这种语言是侮辱性的，是敌对分子的挑拨。”耀邦说：“对於流传在社会上的各种无稽之谈，我们大可不必太认真。关键是我们要把自身搞正确。”邓小平说：“不采取断然措施不行，对闹事的首恶分子要抓，要处理！”李先念接着说：“我们宪法上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我们不能因为学生上街就给人定罪，定罪得有法律依据呀！”陈云说：“有必要根据国内一些地域内的情况由地方人大制定必要的法规和制度。比如：宪法允许游行示威，但对游行示威要有必要的限制呀！”最後，邓小平说：“陈云同志的意见实际上提出了要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法律化的问题。...我建议由北京市人大就群众游行、示威通过一个地方性法规，条文还是由书记处拿，以北京市人大的名义搞。” 在书记处讨论学潮问题时，邓力群、胡乔木都是杀气腾腾，他们主张“一定要对组织、策划这起事件的後台老板或一小撮坏人实行专政。”习仲勋打断胡乔木的话，作了一个水平远远高於邓、陈和胡乔木的精彩的发言，他说：“不可这样！我对大学生游行的事情从心上不赞成，但他们的一部分要求的确代表了广大人民的呼声，我想提醒大家注意历史的回顾：匈牙利的卡达尔为何能赢得人民的拥护？原因是他总结了酿成事件的教训，采取了疏导、教育的方法。卡达尔制约官僚主义，采用人民选举的方法，让那些得不到基本群众拥护的官僚主义者自动淘汰。我们从建国以来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也不能否认封建的东西仍然遍布於整个社会，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言行。因而中国社会问题中，法制问题十分突出。颁布了那么多法律，是否能真正执行？县委书记、省委书记的一句话就可以代替国家的法律，更别提党和国家领导人了。这种现象很不正常。因此，国家若要长治久安，必须依*民主的发展和法制的完善。这次，我认为学潮是有积极意义的。我们所要教育的，是应该让他们懂得，民主并不是空洞的东西，民主是一个过程，一是需要整体文化素质的提高，二是必须有极丰富的物质基础作保障。” 一个领导人面临的最大考验，是当民众起来反对你的时候，你采取什么态度。在1985年9月那次学生运动中，胡耀邦、赵紫阳、习仲勋、万里、李先念都是经得起考验的合格的领导人，而邓小平、胡乔木、邓力群却是原形毕露，杀气腾腾。当时如果没有胡、赵、李、习、万的制约，类似“六四”的惨剧恐怕早已提前演出了

4、和胡耀邦一起，要求邓小平退下来邓小平同胡耀邦之间的主要分歧在於，是否实行政治体制改革，是否实行民主和法治；可是，导致邓小平废黜胡耀邦的直接原因则是，胡耀邦希望邓小平退出一线领导岗位。本来，这是胡、赵、万、习的共同意见；但是，在最後关头，支持胡耀邦最坚决的是习仲勋。 1986年5月24日，胡耀邦在和四川省一些老干部谈话时，提出了实现领导班子年轻化的大胆倡议。他说：“明年，也就是1987年，我们党将要如期召开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会议，我们必须下决心解决领导班子年轻化的问题。党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将有三分之一的老同志退休，一百一十到一百二十名新同志将被选入新的中央委员会，这些同志中将有80%到90%是五十岁上下。另外，我们应该让一些年龄在35岁到40岁的更年轻的同志进入中央委员会。...现在，我快70岁了，也到退休的年龄了，那些已超过80岁的老同志，更应该往下退了。有没有全局观念，就应该在这个问题上体现出来了。”这个讲话传到各级党组织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胡乔木认为他再一次倒胡树邓的时机已到，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他说：“我们党内像小平同志这样经验丰富、资格很老的革命家不多了。我们这些比他小十多岁的人，充其量只能称之为党的领导人，而小平可以说是我们党的第二代领袖。我不反对民主政治，但民主要有一个渐进的过程。我认为在我们国家政治制度面临转折关头，需要一个德高望重的政治领袖继续领导我们完成这个转变。这也是我坚决要求小平能在十三大继续留在党中央的立场。” 王震、杨尚昆、彭真、廖承志在发言中支持胡乔木的意见。接着，胡耀邦发表了一篇坦荡、明快、无私、无畏的意见。他说：“我们在讨论明年党的十三大指导方针时，一定要顺从潮流，顺从民心。在本世纪初中国结束封建专制以後，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世界各国流行的理论和思潮都在中国提倡和实践过。中国人民最後选择了民主和科学作为最高社会价值和目标。这是在长期专制和落後压抑困扰下的中国人民的最後选择。四十年建设，十年动乱，又加上了一条法制。这些已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识。这和我们始终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原则是完全一致的。党中央领导要不要年轻化，已不再是口头上讨论的问题，而是必须马上着手实行了。如果说过去我在这个问题上表现的含糊，不太明确，容易使大家产生误会的话，那么今天我就十分具体和坦白的讲，我赞成小平同志带头退下来，这是一个很好的带头。只要小平同志退，别的老同志的工作好做。我的总书记任期满了，也下来，充分给年轻同志让路。” 耀邦发言以後，邓小平纹丝不动。聂荣臻说：“小平同志都要退下来，我还留在中央干什么？我也要求退下来。我们这些老同志应该在我国完善政治民主、法制的各项制度和程序中再立新功。如果我们能推动这些成果早日实现，那实在是非常激动人心的事情。” 习仲勋发表了一篇充满现代民主意识、毫无党腔党调的精辟见解的意见。他说：“法治是现代政府管理社会的最好方式，也是我们走出困境、走向明天的最佳选择。实际上，今天这个会就是在昨天和明天之间选择。我们面前摆着两条路，一是恢复和继续走'全能政府'即'人治'的老路，*一位伟大领袖发号施令，用计划经济甚至专营的办法去解决经济领域层层盘剥的问题，*学习领导人讲话或思想政治工作和道德教育去解决以权谋私、腐败堕落的问题，用加强纪律去解决思想、理论、文化界的是非问题，如果还是这样，小平同志就是活一百岁也解决不了我们的体制转变。” 讲到这里，王震激动地说：“你们实际上提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还要不要权威！承认不承认小平同志是我们党的最高权威？.....” 万里说：“王老啊，你不要激动啊！”“要小平同志掌舵我没有意见，我只想纠正一下，现在要树立的权威不是个人，而是集体。民主才是我们最高的权威。” 接着发言的，杨得志、乌兰夫、倪志福赞成邓退下来；彭真提出了上了年纪的都退只留邓小平一人当代表，陈云、宋任穷赞成彭真的意见。邓小平眼睛盯着赵紫阳指名要他表态，紫阳只好说了几句违心的话，胡乔木又趁机起哄。这时，习仲勋措辞尖锐的指责邓小平：“防止封建专制披着革命的外衣顽固的盘踞在统治地位。......从现在起，我们应当坚持从人治向法治过渡，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坚持依法治国。为了改革，为了前进和发展，小平同志退出中央，实行退休制，就会给我们的子孙後代又立一次大功。” 邓小平冷冷的说：“说穿了，你们是不希望我再过问中央的事，嫌我干涉你们的工作了是不是？那好，我可以不干，一退到底。” 习仲勋马上说：“不是这个意思，耀邦和我没有嫌小平过多干涉我们工作的意思。我只是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出发来讲这番话的，同时也考虑到小平的健康。周恩来同志由於工作太劳累，活了76岁，就过早地离开我们，毛泽东同志虽然活了82岁，但有几年一直害病，未能很好的行使领导职能，所以我们必须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啊！“ 会议在没有达成一致决议的情况下不欢而散。可是，邓小平要把胡耀邦拉下马的决心已经下了。据说：就在这次会後，王震对邓小平说：“谁让你下台，就让他下台。”邓小平点点头说：“那些做梦都想让我下台的人，矛头必然要针对共产党的领导。这一点，我们必须坚持，即使流血也值得。”请注意：邓小平那时已经不惜发动一场流血斗争来维护个人的权力了。後来耀邦下台时，有些人埋怨耀邦妥协而不反抗。其实，深知邓小平为人的胡耀邦是以牺牲自己来避免一场流血斗争的。

5、在耀邦被拉下台时，痛斥“逼宫” 1986年11月中旬，设立在安徽省合肥市的中国科技大学掀起了“争民主，要自由“的学生运动，12月下旬，这个运动扩展到上海、北京。12月30日，胡耀邦召开政治局常委会，准备讨论书记处拿出的关於当前时局的意见。邓小平发脾气、摔电话，不许开常委会，并命令胡耀邦到他指定的地方去谈话。邓认为学运的发生是“几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的结果”。他质问胡耀邦：“你难道没有责任？”耀邦表示“我保留我的意见。”邓蛮横地说：“不是保留，而是要你马上站出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否则就放任了资产阶级自由化。 ”邓小平越说火气越大，他说：“没有专政手段是不行的。对专政手段，不但要讲，而且必要时要使用。.....如果有人要制造流血事件，你有什么办法？”请注意邓小平反复提出流血事件，可见他要开杀戒是蓄谋已久的。就在邓小平这次讲话的两天之後，1987年元旦，北京市又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元旦之夜，在邓小平家里，彭真、陈云、王震、薄一波已在紧锣密鼓地策划一场宫廷政变。胡耀邦还被蒙在鼓里。三个月以前已在中共十二届五中全会上离开了中共书记处的习仲勋凭他的政治敏感已经觉察到危机迫在眉睫，乘新年探问之机，提醒耀邦：“耀邦啊，我在为你担心！”耀邦不在意地说：“我吗？不会有什么，党毕竟已经成熟了。”当天夜里，耀邦办公桌上的红机子持续的、执着的响起来，是赵紫阳的声音。紫阳问：“耀邦，你现在干什么？”耀邦说：“还在研究学潮问题，我试图寻找一种更稳妥的解决当前危机的新路子。”紫阳说：“我劝你先别忙着干别的，还是马上找小平同志谈一谈，向他承认错误，检讨一下自己工作中的失误，争取主动为好。”耀邦说：“我并没有犯什么错误，你让我检讨什么？” 紫阳急了：“耀邦同志，现在党内在一些重要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小平同志是众望所归的政治家、军事家，我们应该尽量地尊重他。你常常讲，我们党再也经不起穷折腾了，你难道愿意看见我们党再面临一次分裂？”最後，紫阳提醒说：“再拖几天就晚了，你还是尽快向小平同志认个错，越快越好！” 外界有些人夸大耀邦和紫阳之间的矛盾。其实，他们两人的不同只是考虑问题的侧重点不同，一个着重从政治上考虑问题，一个着重从经济上考虑问题，性格不同，一个执着一些，一个灵活一些。但是，在价值取向和治国方略上，他们是殊途同归的；在灾难临头时，他们是互相关心、互相提醒的。第二天，胡耀邦按照赵紫阳的建议，主动求见邓小平。邓小平先为胡耀邦评功摆好大讲成绩；谈到分歧，邓小平摆摆手说：“那都是工作中的正常范围，我们之间没有必要再纠缠了。我打算召开一次中央生活会，有什么问题大家摆在桌面上来谈，好好沟通一下思想嘛。” 胡耀邦临走时，同邓小平长时间地紧紧地握手。这是两位曾经互相支持又在最後八年中产生多次分歧、最後分道扬镳的两位政治家的最後一次握手。只隔了一天，胡耀邦就接到中央顾问委员会的通知，到中南海小会议厅开所谓生活会。并不是所有中顾委常委都接到通知，有一些政治局委员和中纪委、中央军委的成员也参加了会议。会议由中顾委副主任薄一波主持，他一开始就要求胡耀邦作深刻检讨。耀邦只讲了一两分钟，彭真就打断了他的话，批判耀邦同自由化的几个代表人物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打得火热。接着，杨尚昆说：“如果你想亡党亡国的话，那你就去和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结成联盟吧。”王震说：“你胡耀邦要是不愿意和我们走的话，你不必待在这里了。”薄一波说：“耀邦整天到处乱跑，全国二千多个县你都快跑遍了。你是党的历史上几位主席、副主席、总书记能跑的最高纪录。这不叫指导工作，而是游山逛景，哗众取宠。”邓小平说：“耀邦召集政治局常委会，让办公厅的人通知我参加，我偏不去！我在别人面前不敢摆架子，在你面前还是有资格的。”宋任穷说：“我最不能容忍的是胡耀邦对待小平同志的态度。” 第二次所谓生活会，在两天以後召开。政治局又有几个人被邀请参加会议，其中有习仲勋、乔石、李鹏、胡启立。李鹏首先发言，他说：“我们坚决贯彻了小平同志关於'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决不手软'的指示，学潮渐渐平息下去了。许多上当受骗的学生表示，他们都是不自觉或半自觉的充当了西方敌对势力对我们政权进行渗透的工具。由於耀邦同志放松思想领域里的领导权，导致了自由化思潮在各高校的大泛滥。”接着，薄一波，彭真要求耀邦辞职，王震认为彭、薄的意见代表了大多数同志的想法。首次被通知参加生活会的习仲勋忍无可忍的跳起来，指着薄一波、彭真、王震说：“天啊！你们这是干什么？这不是重演《逼宫》这场戏吗？”仲勋拍着桌子怒吼道：“这不正常！生活会上不能讨论党的总书记的去留问题，这是违反党的原则的。你们开了这样的头，只会给将来党和国家的安定团结埋下祸根。我坚决反对你们这种干法！”耀邦急忙站起来劝说：“仲勋同志，我已考虑好了，不让我干我就辞职。”仲勋暂时保持沉默。李鹏继续攻击耀邦，他说：他兼任国家教委主任以来，胡耀邦没有给过他一条对高校学生要进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做思想工作的指示，相反的向他推荐了大批自由化思想十分严重的干部和知识分子。有相当一批人，被他坚决的顶回来了，其中就有方励之和王若望。邓小平板着面孔对习仲勋进行反击。他说：“我当然不是说中央召开的高级干部生活会上要讨论耀邦同志总书记职务的去留问题，这个问题应该在政治局会议上决定。但是，难道不可以在生活会上发表一下个人的看法吗？近些年来，耀邦，也包括仲勋同志大讲特讲民主和自由，为什么今天在党的生活会上一波、彭真同志提自己看法的自由和民主都没有了呢？所以我历来讲，那些越是口头上讲民主的人，其实并不想真正给大家民主，而只是允许他自己搞民主和自由。我看这种'自由化'只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就是这个道理。” 邓小平睁着眼睛说瞎话。他导演的非法的生活会根本不是什么“发表一下个人的看法”，而是按照他们预先策划於密室的阴谋进行宫廷政变。在第一次的生活会上，邓小平就决定停止胡耀邦的总书记的职务；在第二次的生活会上，又确定了强迫胡耀邦辞职。後来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不过是走走过场，起一个橡皮图章的作用，而且，政治局也无权罢免总书记，因为总书记是由中央全会选出来的呀！习仲勋义正词严的强烈抗议虽然无力阻止邓小平倒行逆施的淫威，但是，仲勋在群魔乱舞中如傲霜的玉树挺身而出，代表了中国亿万人民和中共党内有良知的广大党员的意志，代表了中华民族爱憎分明、大义凛然的浩然正气。他的高风亮节和邓小平等人的丑恶行径都将载入史册，由後人加以评说。另外，“六四”以後，习仲勋还在1990年的一次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上，指名批评邓小平和杨尚昆。不过，那时我的自由度和接触面很小很小，不知道准确的内容，不好加以评说。

方励之：劝人劝三次──胡耀邦和我的1985“危机”

2008-08-17T02:22:00.000-07:00

1981，胡耀邦刚刚当中共的总书记，推行的政策之一就是领导班子的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各个单位都在按照这一选择规则物色新的领导。据此，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党委向中央推荐的下一届的校长和副校长的名单中，有我。理由之一可能是，在所有科大的正教授中或是学部委员中我的共产党党龄(1955-1981)均属最长。很快就有人反对，左派右派都有。因为，人人都知道，方这26年党龄中有21年(1958-1979)是在被开除出党的状态。乃虚党龄也。有个朋友怕出事，赶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科学学〉杂志上，题目就是"方励之不宜当副校长"。等了三年，直到1984年春科大校长任命果然没有得到中央书记处的批准。都以为，中央看到那篇文章。到1984年夏天，任命突然又正式批准了。可见，他们并没有看，或者，看了也忽略了。这就引出了下面的故事。

大学生没有不闹事的。凡是在大学工作过的人，大概都会同意，要想完全防止大学生闹事是不可能的。但是，当局规定的大学校长的任务之一就是严格制止学潮。每隔一段时间，我们就会接到一个文件，列举出在哪些学校最近又发生了学潮。凡被文件列举过的学校，就像学校发生过火灾一样，被认为是校长的失职。所以，不同学校的校长见了面，第一句话常常不是一般人的问好，而是'你们那有事吗？''没事，没事'。会心一笑。这个'事'，指的就是闹事。

　　我一直认为学潮是一种健康的社会现象，就如人着了凉一定会打喷涕一样。或者，更准确些，可以比拟为台风，局部来看，确有点'破坏'，但对于全球的温度调节，台风的贡献是不可少的。大学生闹事也是社会温度的调节者。因此，只要认真解决闹事的原因，事态自会平息。如果事出无因，更不必操心过度，等它自生自灭就是了。只要不伤人毁物，学潮即属正常。

　　管惟炎校长的看法同我差不多。在管和我上台的第一年里，即1984年秋到1985年秋，全国有几十所大专院校发生过闹事，平均每周一次。尽管我们是'听之任之'派，但科大却保持零记录，没有学潮。

　　1985年9月一开学，北大学生就闹事。贴大字报，要求'纪念九一八'。1931年9月18日，日军发动攻势，占领了中国东北，那时在野的中共立即提出勿忘国耻，发动抗日。到1985年，共产党对学生纪念九一八的倡议反而惶恐万分。理由是，现在要同日本人作生意，再纪念九一八就会破坏中国和日本的关系。当然，当局与学生之间的矛盾并不在表面的纪念活动，学生反对的要害是不少当权者在与日本商人作生意时的受贿等腐化行为。

9月18日，在当局严格的控制下，学生倡议的活动未能进行。许多北大学生不甘心失败，宣称要发动全国大学生纪念一二九。 12.9也是一个中共的纪念日。1935年12月9日，共产党成功地组织了一次全国学潮，要求抗日。到1985年，共产党自己也很怕自己的这个学潮纪念日。在12月9日之前两多个月，当局就开始在全国布署防学潮。

10月21日，安徽省委向我们下达了防学潮的指示。按指示，大学校长和各级干部应同学生座谈，以示关心，软化学潮。这个要求，对我不困难，我每天都和学生在一个食堂吃饭，不像英国剑桥的学院食堂，要分成上下席，教授不能与学生同桌共餐，科大食堂根本没有席，教授和学生都得站着吃饭，餐桌都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破坏光了。

其次，文件要求各大学在临近12.9纪念日时，举办各种娱乐性活动，如放电影等，使学生不能专注于闹事。此外，在纪念日的前一两晚，学校还应招待部分学生吃茶点(这要准备餐桌)，特别要请那些可能带头闹事的学生来吃，目的也是消除闹事源。凡是使中央感到紧张的学校，请客范围就更大。学生称这种办法是，中央越吃紧，学生越紧吃。科大并不是中央最担心的大学，后来也招待了一百多个学生参加这种茶点会。　　对于北京大学，中央则专门派了工作组，坐镇校园，直接指挥反闹事。尽管如此防范，气氛依然诡谲。最终是平静地度过，但我却陷入了一次危机。

　　事情始于11月初，我去北京参加物理学会主办的玻尔诞生一百周年纪念会。会议在北京大学的礼堂召开。正赶上，中央的工作组在校园里。我的报告排在11月 2日，讲的内容是，玻尔的量子论和量子宇宙学中的半经典方法。我报告时，除了原有的物理学会成员外，还有许多学生进场来听，没有坐位，就站在后面。我做学术报告时，当局也常常派人来监听，任务是'注意动向'。一位常年从事党务的朋友（他的专业也是物理），知道这种监视，每次我报告后，常对我说'今天他们又来了，也不知他们听懂了甚么'。

　　北大那天报告后，立即有不少学生围上来问。无线电系的学生会主席也趁机邀我给学生讲一次话，我答应了。讲话时间定在11月4日晚。这一情况，当然马上也就被进驻北大的工作组探知了。

　　那晚的讲题是'知识分子的社会职责'。我知道北大的形势紧张，当时12.9还没过。每逢这种情况，依我的经验，讲话用词无需过激，幽默的暗示和嘲讽就足够了。对于蠢笨霸道的正统意识形态，一场大笑就可以使它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崩塌。而且，智力不够发达的监听者往往又不全懂学生为甚么要大笑。

　　那晚的一场嘲笑着实激怒了当局。北大的工作组，立即向中央汇报了我的讲话记录。负责意识形态的最高官员胡乔木当即开始追究讲话的责任。我的讲话用词相当谨慎，追究者始终说不出我论证的道理错在那里。其实，激怒他们的关键是我点名批评了北京市副市长张百发的一桩丑闻──冒充顶替物理学家去美国长岛参加同步加速辐射会议，趁机出国旅游。

　　讲话之后第二天，我回到合肥。一到科大，管惟炎就告诉我，我在北大的讲话已经引起高层不满，中央已经打电话来，要求科大就我批评张百发一事向北京中共市委道歉。道歉的要求被管拒绝了，因为，管本人即是被张等顶替的物理学家之一。张的丑闻就是由管惟炎首先在物理学会上公开揭露的。丑闻证据确凿，毫无必要道歉。这更惹恼了胡乔木。他旋即批示：方励之应当退党。其他某些顶层官员也画圈同意。事态严重了。

　　12月6到13日一个星期内，安徽省委书记，副书记一连三次找我谈话，每次四小时。安徽省人口四千万、面积与英格兰一样大，如此大省的最高官员，竟然能用三天时间消耗在我的一次讲话上，可见当局倒底有多少时间认真管过安徽的建设（安徽至今仍是个穷省）。　　省委谈话是'劝方退党'的前奏。12月16日接省委通知，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主任王鹤寿将于当日到达合肥，要我去见他。中央纪委专为整顿党员而设，接见的目的是要正式劝我退党了。到了约定的时间约两小时，接见的约会突然被取消了。只说王鹤寿不来了。我当时蒙在鼓里，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随即北上北京办事。(

　　一到北京，即被当时已86岁的严济慈教授叫去训话，他大骂我对学生的讲话不合时宜。对于老人的训话，我的经验是，不必当场解辩，等他自己说累而停止就是了。他的秘书在场纪录。47分钟的训话结束之后，他的秘书走了。说时迟那时快，严老脸色瞬间回归正常，并大声说"陪我去喝酒！"训话之事，似乎全没有过。严老也知道我不会喝酒，但一定要我陪他尽兴。为什么先训话后又喝酒？又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第二天，12月20日，我又被科学院院长卢嘉锡叫去训话。院长训话的结语是：无限期取消我的美国之行，以示惩戒。本来，按计划，我将于1986年1月2日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访问。就这样，因为我批评张百发不正当的出国而使自己失去了正当的出国权利，也算是'咎由自取'吧。不能去美国也就罢了。我想，北大'讲话风波'终于过去了。当晚踏踏实实地睡了一觉。

第二天，12月21日我和李淑娴想放松一下风波时的疲劳，一起去朋友家聊天。中午，我们一回到北大，就注意到，在物理系一些醒目的地方用大字写着'李淑娴！尽快通知方励之，中央要找他！'。原来，从一早开始，中共中央办公厅就一直紧急地催促科学院，北大，以及清华大学的刘达找到我。

　　要找我的中央是胡启立。李淑娴在大学时就认识胡，我并不熟。现在胡是中央第五号人物，不知他找我的目的是甚么，训话？挨骂？但决不会是喝酒。下午3时，刘达用他的车送我到中南海中共中央书记处。守门的警卫已知此事，我自报了一声姓名，即被放进。

　　胡启立没有前夜卢嘉锡院长的肃杀神色。我知道，这暗示，事情有变。果然，胡的谈话全是解释性的，对于我在北大讲话中所涉及的问题，都没有批评，而一再说 '中央也注意到了(我谈的问题)，只是不容易很快都解决，不要着急，请耐心'等等。态度着实可嘉。胡启立最后特别说，'我们中央是信任你的，你可以出国访问，我的直通电话是397007，有任何困难就请直接给我拨电话'。就这样，前一天刚刚被无限期推迟的普林斯顿之行，在胡的谈话后，又没有问题了。科学院一改成议，转动180度，立即同意我于3月去美国。

后来慢慢知道，从12月16日到12月21日的一系列"怪"现象全都源于胡耀邦。就在前述中央记委准备找我那天，胡耀邦有批示，大意是不同意立即劝退或开除方励之。并要胡启立找我谈话，劝人要劝三次。所以，王鹤寿的"刀下留了人"。胡启立知道严老力挺过我的科大任命，所以又请严老找我训话。严老知道风雨已过，但又不好明说，故等秘书走后，以酒示意也。但卢嘉锡院长可能还没有来得及得知到胡耀邦的批示，弄得70岁的老人还要迅速地转动180度。

我的1985年危机，就这样过去了。

当然，危机并没有过去，那已是后话了。

无论如何，主张"劝人劝三次"者，应属好人。

方励之

2005年11月16日，Tucson

死刑犯任雪与陶静

2008-08-08T18:40:00.000-07:00

深夜，无意看到她们死前的照片，感觉到一丝悲伤，倒不是因为她们长得美却要被枪决，而是一些人的评论，某些人竟然对她们没有一丝的怜悯，也许有些人会说：她们做坏事时怎么没有怜悯之心。是的，正因为如此，我才说人应有怜悯之心。看完那名刑警的对任雪叙述和某位网友对陶静的惋惜，我仿佛看到一个不一定完美但完整的人。

她们有许多相同点，首先，她们都很漂亮，也都是由于男友才走上了不归路。可是我们难道不应对这个社会谴责些什么吗？（任雪的第三张照片我还是贴上来了，我想还是应该让大家看看）陶静没有供出她的男友，而是自己承担了所有的刑罚，对此我不知道她是怎么想的，也许是对男友的失望，也许是想包庇男友。不知道若干年后，她的男友会怎么想.......

我不想也不愿知道到底她们怎么犯的罪，所以叙述可能与事实不符，请谅解

任雪
行刑武警回忆：最漂亮的女杀人犯--任雪，１９70年出生，河北石家庄人．１９９３年因感情纠纷将社会青年赵xx杀死，并碎尸,手段极其残忍,影响极其恶劣,（据说是感情出现问题）．案发后任雪很快被捕，石家庄市中级法院判决其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生．任雪提出上诉，１９９３年７月份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周后，任雪被执行死刑．其档案可参见”冀高刑字１９９３第６５４号”．

《行刑武警回忆：最漂亮的女杀人犯--任雪》

1993年的一天...故意杀人犯任雪...被枪决...拍下了这个...算是留在世间的一点纪念.....行刑时会要求犯人张嘴...这样子弹从后脑射入,口部穿出...大家看她是不是所说的就是任雪姑娘

我当兵在福建的晋江........一个美丽的侨乡..

那时我已经是第2年了.在晋江市看守所,离退伍还有2个月,国庆节刚刚到,我也是最后一次执行枪决任务,记的那天早上7点还没有到,就把我集合起来了,指导员给我们编了号码.然后我们就去拉犯人出来,他们都是今天12点前就要死的人,等到8点.警通中队的大东风已经在外面排好车队了.我在4号刑车, 新兵把我要执行枪毙的犯人拉出来了以后,我整个傻了..........好漂亮的女子.........我等会就要结束她....

那个女孩子,很清纯...是那种看过去不用化妆就很漂亮的那种....我一见到她就有点喜欢上她了,无助....绝望的眼神,我也为她感到难过,很多战友都说长的很漂亮.(故意杀人)然后就架到了车上.开到纪严中学宣判,原来她毒死了4个人.....哎...怎么会那么想不开呢?一个本地人,为了一个负心的男人....做这样的傻事.....她的家人还特意为她打扮了一下,才19岁,,,,一下子苍老了很多......我们也没有象以前对待死刑犯一样对她动太大的动作(比如把头按下去.或是口头警告辱骂)我真的觉得她好可怜

宣判完了以后就是游街了.....我一直都心情很沉重...我一直在看着她.....她的目光呆滞...望着前方....好象也没有什么感觉了..不会笑一不会哭....转

我的心情一直都很紧张....以前都不会.....

拉到了殡仪馆附近的刑场......

指挥员叫发弹员给我发好了子弹....关上了81步的保险.把他们象拉畜生一样的都拉下来,跪在土堆前,每个人都已经被五花大绑好了.2个新兵一人一边把她按着.....

预备!!!开保险!!!我注视着指挥员手中的指挥旗....

砰!!!....2个新兵用力往下一推.....我双手擒枪转过身去....没有胆子再看....

一发56式7.62普通弹....就这样的拿去她的生命......可怜又可悲...转

为什么让我去去执行呢?没有办法,我只能服从...

这是我警营生涯最后一次执行的特殊任务....看过太多的生死....我本来都觉得不算什么了...这个19岁的女孩...说实话...那一刻...我真的不想口动扳机.......转

为此,我回来了几天没有睡好觉,我一直忘记不了那双..绝望,无助的眼神...

陶静
记念陶静 --永远的答案

明明是在21号晚上打开记事本的, 但看了一下手机已是22号了, 原来是过了午夜, 但沉重的心情使我忘记了疲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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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年前, 我还不足五岁, 在一声所谓正义的枪声之后, 陶静将生命之花化作拿天边的一抹微蓝, 而九泉之下又多了以为凄美的女鬼. 那是九一年, 在那一年, 发生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 人们又怎能记得你的存在呢? 崇拜斯大林的萨达姆被美国教训了一顿……柏林墙永远地倒塌了……某人为了避免重蹈苏联覆辙而对某些人进行疯狂地镇压…… 那一年发生了太多地变化, 当时的我茫然无知, 只知道自己快上幼儿园了.

为什么偏偏在那个时候, 你却一失足成千古恨? 难道这就是时运不齐, 命途多舛吗? 看着你那缕缕青丝, 一张秀气的脸诃一身洁白的衣服, 才知道你才二十岁, 那是女人最美的时候, 而你不得不被驱逐出这个你好不容易才来到地世界. 那套在你脖子上的绳子难受吗? 那是权力与专制的象征, 看看那些“党卫队”带着白色手套的双手放在你的肩膀上, 那是狮子在主宰兔子的命运. 你冰冷得发紫的嘴唇, 看得出你对世间的绝望, 一个容不得你的冷漠世界.

法庭上我看到你高昂的头颅, 没有半滴眼泪, 那是一个女子的坚强. 你宁愿放弃自己宝贵的生命, 也不愿让使你走上不归之路的他落入法网, 这是为什么? 既然你拥有不惧死亡的勇气, 为何九承受不了生活的困苦, 而冒着生命危险去贩毒呢? 我真的不明白…… 生活虽然充满了苦涩, 只要生命还在, 只要还有对生活执着的欲望, 总会又柳暗花明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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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你脖子上的绳索, 我想到的是墨索里尼, 东条英机, 谷寿夫……做梦也没想到是长发飘飘的陶静你啊. 他们用枪决的方式把你赶到了另一个世界, 其实我知道那是比绞刑还残忍的手段, 因为他们用的是步枪, 对准的是脑袋, 脑浆四溅, 死无全尸……从人性的角度上看日本人都没有那么野蛮.

走把, 当一个国家要你的命时, 我再惋惜也是没有用的, 着就是他们所说的 “权力”. 我还听说另一种对权力的诠释, 拿破仑对一位小偷说: “今天我赦免了你的罪过, 你洗心革面, 重新做人吧! 因为这是我的权力!”

记念陶静_[点击查看原图]

一个狮子主宰兔子的故事, 一个多么可笑的森林故事, 仅仅时因为兔子吃了窝边草? 谁又知道狮子大开口的时候, 多少弱小的生命的命运已经不在它们手中. 在广阔的草原上, 浓密的森林里, 无时不刻都在上演着你死我活的争斗, 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体现得淋漓尽致. 人类社会何尝又不是呢?

如花的岁月, 如花的女人. 陶静, 如果你还在世的话, 便是三十多岁的人了, 你有一个家, 温馨的家—爱你和你爱丈夫, 子女. 在西双版纳的热带雨林中, 演绎着一段无为人知的爱情, 你不说大山的故事, 只是像流水一般吐纳着生活的点点滴滴, 林林总总…… 多么令人向往的生活啊! 然而我的一切遐想在无情的现实面前显得那么地苍白无力. 你的存在, 你的从容都已经成为过去, 但在我心中已成为永恒.

第一次为一位死刑犯写点什么, 天很凉, 风很大, 心情很沉重. 或许世因为有一颗怜悯之心, 总是对社会的弱势群体充满着同情, 但又感慨自己一无所有, 无能为力. 将来有一天, 尽管啊帮不了所有的人, 但我完全可以减轻他们的痛苦, 只要我能成为他们人生路上的天使, 我要尽我所能去做, 无怨无悔.

每当清明时节, 在我怀念爷爷, 奶奶还有外公的时候, 自己总会不经意地朝遥远地天空投去一瞥, 愿陶静一路走好, 在天堂找回自己的幸福……

如果有来世, 希望你能够投胎转世, 做我的女儿吧! 我将用一生的心血守望着你, 为你付出彼此最真的情感, 让我永远活在你心中吧!

公开的葬礼 (《Outof Mao's Shadow The Struggle for the Soul of a New China )

2008-08-03T21:33:00.001-07:00

声明：这只是暑假在空闲时的尝试，没有后续，不遵守GPL，hehe

公开的葬礼

1 他们有的来自共产党，有的来自贫困地区，有的来自大学和办公室，有的来自繁荣的城市和中国的非常穷困的村庄。他们来了，数以千计，蔑视国家宣传工具的宣传和一个世纪以来的惨痛经历。在一个寒冷的一月早晨，有乘着时髦的轿车，也有乘破旧的出租车，或骑自行车,或徒步，他们通过安全检查站，没有转回去，既使警察拍了照片并且把他们的名字记录在国家安全机构的档案上。慢慢地，他们在北京西部郊外的一座浩大的公墓前聚合了。那里，在小纪念堂前，在常青叶子围拢的平台上，安睡着他们要来哀悼的人，一个被共产党要求遗忘的老者。

2 他们最后看见他是在十五年前，那是1989年的春天，天安门广场上，他手里拿着扬声器，满是眼泪，站在强烈要求民主改革的学生中。那时，赵紫阳是共产党的总书记，是毛死后共产党的第三把手，因此，他在5月黎明之前突然出现并走到年轻抗议者中是令人惊讶的。已过七十的他满头白发戴着一副很大的圆边眼镜，身穿长袍，就像这些青年的爷爷。随着摄象机的滚动，他说他同情学生们并且接受批评，并且敦促学生赶快离开。他的声音因激动而颤动，他的话中隐约预示着悲剧的来临。 “我来的太迟了，太迟了”，他没说几句就哽噎住了，他的脸因疲惫而憔悴不堪，然后他离开了。直到坦克开进北京，军人们开枪打死了数百，或许数千人之后人们才了解到，就在来广场之前，赵已经被共产党的元老们挤出了领导层，因为他拒绝武力镇压这次运动。

3 赵被软禁了起来，共产党试图把他从公共的记忆中擦除。他被从照片中抹去，从课本中删除，媒体被严禁提起他的名字。他曾经比任何人都更接近于使这个国家发生民主化改变，但现在看起来他已经消失了。随着他在软禁下的衰老，国家对这段历史有了自己的版本：在天安门的流血是恢复秩序所必需的。中国太大，太贫穷，太无知，推行民主将导致混乱和内战。，一党专政可以保证世界的人口最多的国家的稳定，并且只有稳定才可以保证稳定的经济增长从而使国家富强。国家的宣传机器不倦地宣传着这些观点，同时言论检查制度埋没了不同的看法。随着不断的重复和时间的消逝—还有经济腾飞的帮助—许多中国人逐渐接受对他们的国家的这种观点，世界也欢迎中国回到可敬的国家当中。但是，赵一直被共产党软禁在北京传统庭院的家中。他是对中国的发展持不同看法的标志，这种看法仍然与公众产生共鸣，尽管共产党一直努力去消灭。掌权的人知道这些，他们也很担心。

4 当赵在八十五岁遇到一系列打击于2005年1月17日离世，共产党的领导召开一系列的紧急会议准备一个将防止他的死亡触发关于天安门大屠杀的一次新的辩论或民主改革的新示威的回应。虽然赵当了七年总理和三年的总书记，在20世纪80年代引领了改变中国经济的市场改革，他的后继者禁止国家电视台和广播公布他死亡的消息。非常少量被允许的报道被告知提到他只可以用“同志”而不准提到他过去的职务。北京晚间新闻隐藏了在第十六页的项目，在一个关于美国金球奖颁奖典礼的简讯下面（！）。

5 但是自从天安门事件以来共产党对言论的控制能力已经减弱。关于赵死亡的消息通过家庭卫星接收器.手机、电子邮件和短信在他曾领导的全国各地迅速传播。在几小时之内，公民在互联网电子布告栏上张贴了数以万计的哀痛和记忆的帖子，然后看着管理员设法删除它们。 “当某个人去世时难道我们不可以表达一下我们的悲伤吗？” 一名用户失望的在人民日报──党的官方报纸的网站上写道。在接下来的几天，当领导层不会给予赵以国葬这个事实越来越清楚，人们开始到他的家送花圈; 很快就足以填满几个房间。然后送葬者开始在他的家中出现。数百人前来表达对他的敬意，并且当警察设法阻止他们进去时，他们就站在外面身处寒风之中。拒绝离开的一些人被强行拖走。

6 赵的去世揭开了这个国家良心上的伤痕。多年来，人们设法忘却天安门发生的事。朋友们避免这个主题，并且父母告诉他们的孩子不要去询问它。曾参加民主运动的一些人投入了商海，宣称他们对国家的政治命运不再关心。记忆的痛苦，放弃和继续前进的罪恶——对许多人来说，真的难以承受，并且不再去想似乎是活下去的唯一方式。但是当赵去世的时候，人们给自己找到了理由去反思那些在1989年罹难的年轻的男男女女，并且思考他们的牺牲的意义。他们回想大屠杀以来这个国家所发生的事，并且思考是什么中和了他们的诉求（！！）。他们思考了共产党将独裁政治和资本经济结合起来的缺陷。是的，中国越来越繁荣并获取了国际声望。但是繁荣也隐藏了很多东西，这个国家的麻烦对愿意知道的人来说是显而易见的：在政治和宗教自由方面令人窒息的限制，特权的滥用，血汗工厂的情形，农村的贫穷落后，环境的恶化，玩事不恭的社会道德退化。

7 赵还是个少年时就是共产党的积极分子，但是，当政治局的强硬派要求他镇压天安门广场的示威时，他拒绝了。并且，当国家的至高无上的领导，邓小平，命令军队进入首都镇压时，他辞职了。几年后，当邓提供让他复职，只要他承认他是错误的，并且声明支持镇压，赵再次说了不。赵说明了他的底线。有多少人敢说同样的话呢？再看看多少人在重复共产党关于天安门事件的谎言上签了字以便在接踵而来的变故中保住一官半职？多少人继续向共产党拍马屁来促进他们的事业或获得在生意上的优势？又有多少人敢说他们的手是干净的？

8王俊秀刚刚到达他在北京的办公室，绕过政府的互联网控制并且查看国外网站上的新闻。点击时，他看到了这条消息：赵紫阳，前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享年八十五岁。难道这是真的，他不禁沉思。老人最终还是走了.

9 三十多岁的王俊秀身材矮胖（！！！）是中国最受欢迎的博客网站 Bokee.com的共同创立者和CEO。几个星期以来政府检察机关警告他防止关于赵健康恶化的谣言被张贴在他所经营的网站上。赵生命垂危，他们说，如果他去世，他们不希望网站的五百万名用户闻悉或讨论这个消息。像往常一样，王俊秀做了保证。同时他也知道这个警告真的没有必要。他的公司早就使用软件阻止人们在博客中提及赵的名字.

10 王俊秀有一种莫名的悲伤。在监察人员提及赵紫阳之前，他几乎忘掉了这个人的存在。在过去的15年里，王俊秀一直埋头于关于存储芯片和编程语言的书籍中，并且和他的妻子过着舒适的生活，在郊区有一栋双卧室的公寓。但是赵的去世使他回想起另一生活，他敢为诸如言论自由一类的信念而抗争的生活。它激起了他对良心的谴责和对他所作出的选择的怀疑。它使他产生疑惑：我个年轻的理想主义者到底怎么了。

11 参加在天安门广场的抗议似乎是上辈子的事，但是现在想起来作为数十万的人群中的一员在城市中前行的兴奋; 学生们高喊着自由和民主的口号; 深信他们可以做出惊天动地的事来帮助国家走向更好的未来。他当时是中国政法大学的大三学生，一个从乡下来的害羞的孩子，但他在学生运动中取得了自信。随着这场全国范围内的学生运动的发展传播，王俊秀在校园内办了个广播站，同学们就可以播放新闻和讲话。他经常白天呆在广场上晚上呆在广播站，每次只睡几个小时，靠理想主义这个肾上腺素支撑着。在军队进京开火的那个夜晚他正在广播站宣读关于这一暴力事件的报道，但是他认为应该是哪里出了错，军队不可能做出这种事，也不会有人枪杀。当被枪杀的四名学生的尸体被抬回校园，他放下话筒，哭了.

12 那天早晨，老师和同学们催促王俊秀赶快离开北京：他的行为引起了当局的注意，他们担心当局会拘捕他。赶到火车站，王俊秀看居民用冒着烟的轿车和公共汽车的残骸来阻拦军队的攻击。他赶上了第一列火车并最终设法回到了在陕西的故乡，在乡下他收听学生被捕的报道并等待着关于他自己命运的消息。几个紧张的星期过后，他所在的大学召唤他回去，只要他坦白交代，他将回到以前的校园直至毕业。王感觉他没得选择。老师们只要他交代了自己参与的活动，没有强迫他说出参与者的名字。但是象其他和他情况差不多的学生一样，王必须声明支持军事镇压和写书面反省：他是“被欺骗”而参加民主运动。这是一个谎言，但这仅仅让他逃脱了打击。

13 取得了法律学位后，王回到了他的故乡并努力找工作，因为没人想雇用因参加天安门抗议而会受不利影响的人。政府推动了市场改革，因此，涌现的私有经济开始影响国家经济，甚至向政治上受到打击的人们提供了工作。一位法学同学同时也是天安门抗议参与者蒲志强帮助王在一家广告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公司受雇为一家国家报纸编辑以计算机为主题的版面，王受命完成这项工作。他全身心的投入工作，努力学习关于计算机产业方面的知识。没过几年他拥有足够的经验和专门的技术来换份工作，与朋友合办了一家技术咨询公司。没过多久他成了北京不断增多的中产阶级的一员。

14 岁月流逝，过去的那些事，王渐渐忘掉了。细说这些悲剧令人悲痛，想想那些逝去的生命和没有人会负责的惨剧，想想如果共产党走上了逐步的政治改革道路中国将会有什么改变。共产党维护了紧握的权力，就像王所说的，他对此无能为力。于是，象几乎所有人一样，他继续前行。他将精力放在自己的问题而不是在国家的问题，在工作而不是在政治，在金钱而不是在公正.

15 王因工作时间过长健康受损。在2000年，他被迫在家中呆几天以便康复，没事时他会上网。当时互联网相对中国来说仍是新鲜事物，并且政府还没有开始阻止人们浏览令政府厌恶的网站。就在王因疲倦而厌烦时，他看到了大量的有关那次事件的杂文，回忆录，报告，甚而视频。他被这些深深吸引住了，整天坐在电脑前，一份接着一份地阅读难以抗拒的文章。一部小说留给他特别深刻的印象。几个朋友经过痛苦的挣扎决定帮助一名民运分子偷偷越境，却被其中一人出卖，全被关到了监狱，这部小说就是根据那次运动改编的。就是在这段短暂的休息时间王意识到互联网的潜力，三年后他参与创办了BoKee.com。也是在这段时间，王详细地阅读关于赵紫阳的事迹。在民主运动最后的日子里，王在校园里看到呼吁保护赵的海报，王也回忆起曾读过关于赵的智囊团的改革方案的报道。由于共产党消除关于赵的记忆的工作十分高效，在从网络上获悉之前，王还没有充分认识到赵是个多么了不起的人及他所作出的努力。也是在那时，王获悉赵还活着并处于软禁中。

16 赵去世后，王觉得有必要审视一下自己的生活，问问自己事件过后这几年是不是偏离自己的原则越来越远。不是的，每年六四他都会去天安门来纪念那次运动。不是的，他曾经写过要求政府就屠杀道歉的公开信。但他是不是可以做得更多呢？他的公司通过向数百万公众提供表达的机会而挑战这政府的权威。但是，这些都是在共产党的网络检查人员管制下，难道这样做够吗？

17 王想的越多，他越觉得应该向赵表达某种形式的哀悼。那天晚上，他坐在家里的计算机前写了一份悼辞：

18 您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永不遗忘。我们将永远记住您曾经使用您的身体阻拦射向我们国家美好未来的子弹。您默默忍受了这16年来没有人身自由的生活。您未曾低下过您的头。您秉承正义。您显示一名政治家巨大的勇气。因为您，那黑暗的政治才有了一抹难得一见的亮丽的色彩。然而您设法救赎的懦弱的灵魂却给您以残酷的监禁作为回报。16年来，您，作为一名普通的公民，令那些损害国家的人胆寒，让懦弱的人们感到羞耻，激发着那些身负正义和理想的斗士们。所有珍惜公正的爱国民众，或年轻或体衰，纵横南北，紧紧地跟随着您，为您祈祷，希望有一天与您一起为国家的未来而奋斗。不管发生什么，我们都分享着同样的行动的期望，同样的对国家的热爱，同样的对正义和自由的渴求。但是现在，在我们实现我们的期许之前，您已仙逝。我们怎能不深深地哀悼？

19 王在落款写上“八九一代”，并且寄给了几个朋友。
20 次日，他在网上了解到很多人到赵家向赵的家人表示哀悼，他决定也去。几天后他放下手头工作。与一些朋友一起，他买了些花并根据网上注明的地址找到了赵家。当他们沿着一条狭窄的胡同走到赵家宅子时，没有人阻拦，但是穿过红色大门，王注意到几个貌似是国安部门的人。这群人中的一些有照相机并在拍照，但是王不再害怕。他在入口附近的一本来宾名薄上签下名字并且留下他的电话号码.

21 赵的房子很传统，在房子之间夹着两个小庭院。悼堂被设置在左边的小书房，堆满了白色的花圈和黄色的菊花，上面写有人们的吊慰。肖像放在中央，赵穿着淡蓝色的衬衫。两边是条幅： “作为您的孩子是一生的荣耀。支持您的选择我们无怨无悔”。（！！！！）

22 最令王感到意外的是赵家宅子是多么普通，而且已经很破旧。墙壁很脏，天花板很低，并且书房中只有一个破旧的沙发、一张旧书桌和少量的书，其中有美国和苏联领导的回忆录，农村败落的报告，最近中国农民阶层的调查。看起来赵的房子不比他父母在乡下的房子更大更好。难道这就是这位伟人晚年被软禁居住的房子，直至他去世并被这个世界忘记.

23 王向赵的亲人表示了哀悼，他们穿着深蓝色的绵质外套，他交给他们一份悼辞。赵的一位十几岁的孙女，读了这份悼辞后哭了，王看了看她，发现自己也在拭去眼角的泪水。

24 一般来说，中国领导人去逝在政治上是十分敏感的事情。 1976年，毛设法限制公众对他长期的助手，周恩来总理，的哀悼。周恩来领导了与美国的外交关系的恢复的工作，在疯狂的文革期间，他的言行被人们认为是比较克制的。但是百万民众排在他的葬礼路线两边，并且以后有数万人在天安门广场进行了抗议并与警察发生了冲突。 1989年的示威也是由一位国家领导人的去逝触发，中共总书记胡耀邦，作为改革派在两年前被强硬派取代。所以在2005年，领导们对赵的葬礼格外小心。他们希望有一个帮助人忘记赵的一生的葬礼，而不是庆祝（是指对赵先生拒绝镇压的赞扬）。

25 任务似乎很简单，因为让人们忘记赵从来就不是什么困难的事。赵去职后，西方政府就几乎再也没有提起过他，并且赵的名字从来没有出现在他们的名单中。许多分析家认为赵站在学生一边只是玩弄权术，目的是取得更大的权力，而不是一位真正的民主人士。他的评论家争辩说，在天安门运动之前他在民主改革上从未显示过兴趣，并且指责他帮助共产党的强硬派弄倒他的胸怀宽广的前任（指胡耀邦）。赵后来又支持民主运动，他们认为，只是因为他一名机会主义者，想通过这次表演来反对最高领导人邓小平。这是讽刺者对赵在1989年反对军事镇压的解释，邓和他指定的权力继承者当然支持这种观点。这些评论者还希望人们记住一件额外的事，赵是历史上的中国共产党领导者中那个罕见的例外：一个再也无法与罪恶一起前行的人。

26 但是及时地，就有证据显示他是怎样一个人。泄露出来的政府内部文件，和与他一起工作过的人写的回忆录，所描绘出的赵凸现了共产党的歪曲。他不但是被共产党的保守派认为是异端的资本主义经济改革的勇敢支持者，当党保守主义者与这样政策战斗象思想异端邪说时候，他也是中国民主化的拥护者，虽然是温和的。在他执政的三年间，赵为了减少腐败而促进关于共产党僵化的政治体制的讨论，包括竞选的介绍和给地区和国家议会增加自治权。他告诉一名助手省级普选可能在十年之内被普及。另一位助手则回忆起，在赵任期内，政治局和它强力的常务委员会没有谈论过一起涉及“政治罪”的事情。当官员寻求他关于一部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新影片的指示，赵建议停止对艺术的干涉。 “我不会调查这些影片，我会去观看”，他说。 “如果我必须对每部电影作出指示，那么我就不看电影了。

27 当学生们涌向天安门广场，赵是鼓励对话和非暴力的，他提醒他的同志不要动用武力，并且看起来同情那些学生的要求。 “民主是全球化的趋势”，他在5月1日在政治局说了这句话，这是在运动开始的两个星期后，并且是推倒柏林墙的几个月前。 “如果我们共产党不坚定的高举国家民主的旗帜，别人会举起。那么我们就得下台，被历史无情的抛弃。” 几个星期后，赵就民主在早有计划的峰会上向苏联改革家戈尔巴乔夫阐明上述观点，此时正值抗议的高峰。 “共产党能保证民主的发展吗？” 赵向他的苏联同行问道，“民主能有效地控制消极现象和遏制党和国家机构中的腐败吗？” 戈尔巴乔夫在他的回忆录中写上了这段对话：（28）从赵的陈述来看，当时中国领导层准备在一党专政的前提下尽量让民众拥有广泛的民权。赵认为，如果这样还不能解决问题的话，多党制的辩论将不可避免的出现。另外，赵强调有必要加强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力，并让民主和法律的关系处于理想的状态。法由民主，法为民主…坦白说，在这次会见上赵的坦率令我很吃惊…他就在这里，面对着大量学生在民主上的挑战。赵紫阳要知道既然学生突破国家的正常秩序来游行，那么一定是要求国家体制的改革（！！！！！）。大多数示威者支持他，至少和他分享着同样的信念。他的激情也正在于此。

29 在与戈尔巴乔夫会见后，赵的激情达到了高潮。在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上，邓提出发布戒严令来清理广场结束示威。赵反对，并在他的意见不被接纳后提出辞职.

30 流血事件发生后，赵就被软禁。在位于六号富强胡同的家中，赵沮丧地看到共产党就学生动乱对他的指责和国家对他的刻意遗忘。他设法抵抗。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他写的两封要求重新审视天安门抗议活动的信被不知名人士泄露给公众。此后，在他去世前的多次由他的朋友们秘密组织的采访中，他都尽量表达他对历史事件的观点。他介绍了他的逐步推进民主改革的计划，并就批评者对他改革力度过小或过大的指责，他也批评了邓小平没有抓住机遇让国家体制跟得上经济改革和发展的速度。他否认曾设法弄倒他的前任（胡耀邦），并且批评他的继任者——中国目前的领导人——缺乏远见和禁止关于政治改革的讨论。他对屡禁不绝的腐败和人们对一党专政的不满深感担忧，也怀疑由于那些从中国一党专政中受益最多的政客和他们的朋友（既得利益者）过于强大，而使以后任何一位领导人都无法进行民主改革。但是最重要的应该是，他谴责天安门广场的大屠杀。 “有种观点认为镇压是唯一的选择，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他说，“我们有很多机会来能解决问题而避免流血“。

31 赵一直在监视下生活，即使在他将要离世时，国家安全人员还是保持高度警惕。一些共产党官员穿上白大褂装做医生以便可以近距离的看看他。李锐，一位88岁曾是毛泽东先生的助手的前政府部长，在12月末试图拜访赵时被国安人员阻拦，经过一个多小时才被允许在监视下进去探望。在赵去世前几天，75岁的前政治局委员田纪云在15年后终于被允许看望这位一起工作过的同事，但是国安人员坚持呆在房间里监视他们的对话。赵因肺功能衰竭去世之后，田纪云再次来到医院。 “现在他去了”，他告诉了赵的孩子们，“我们再也不必害怕别人说我们搞什么阴谋了” 赵的唯一的女儿，王燕南，用手机给朋友发送了他父亲去世的消息： “他今天早上安静的离开了。他终于自由了!”

32 但是赵去世后，安全组织还是没有退出。他的孩子们使用手机打电话时总是有麻烦，明明接通的电话竟然被切断。警察在赵家周围设置检查点，阻拦前来表示慰问的亲朋好友。国安人员同样扣留了许多请愿者和来自全国各地来的控诉当地官员滥用权力的普通民众，还有那些拉着横幅“记念我们的好领导”的人们。当72岁的鲍彤，赵以前的助手同时也是天安门事件中被捕的级别最高的官员，正要离开寓所准备去表示一下悼念时，被一群便衣的国安人员强行挤回了电梯。他73岁的妻子在扭打中被推到了地上，造成椎骨骨折，在医院躺了几个星期。鲍扭伤了他的腕和一根手指（请注意他已年过七旬了），但是国安人员坚决不让他去看医生，除非他拿掉身上别的白花和黑色的臂章，这些是悼念的传统。他拒绝了，强忍着病痛。

33 在这同时，赵的孩子们开始与被委任处理葬礼事宜的高级官员进行商讨。赵家想亲自主持仪式并向公众开放，但高层坚持由他们接管并限制参加的人员。另一个争议是衡量赵一生的官方讣告。讣告是高级官员葬礼的标准礼仪，但是赵的家人却拒绝，因为共产党那份草稿中指责赵在1989年犯了严重的错误并且也贬低了赵在转换经济模式的市场经济改革中所扮演的角色。他们争辩说，如果非要提到赵”犯了错误“，那么就清楚的指出他犯了什么错误，还要说明他的晚年是在软禁下度过的。在如何安置赵的骨灰上双方也存在分歧。共产党同意将赵的骨灰安置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国家指定的安放革命英雄或高级官员骨灰的场所，但是却只给了被赵家认为是供较低级的官员的使用的小纪念堂。此后，赵家要求在向公众开放的墓地中买块地来安葬。政府官员撒谎说地卖完了，显然是不希望这块墓成为共产党的反对者们聚集的场所。

34 在一个星期多点的时间里经过16次谈判，最后共产党告诉赵家将会组织一次适当规模只允许受邀请的人前来的葬礼，并将不会发布关于赵的一生的官方评论。赵家被允许提交一份客人名单，也可以把骨灰带回家。赵的孩子们勉强同意了，但是在给共产党高层的信中赵家阐述了他们的忧虑。他们提到，他们的父亲被非法软禁在家里接近16年，要求共产党给那些长时间来被禁止前来探望的人们参加葬礼说声再见的机会。他们说他们的父亲从来没有改变对天安门运动的态度，他们同样也不会。共产党确实错了，他们写道，无论现在对他做什么评价，“历史将给出正确的结论。”

35 在王俊秀到赵家探访的一个星期后，赵的家人安排他也受邀参加葬礼。王知道参加仪式等于挑明自己的政治立场，这样做肯定对自己有影响。或许国安人员会把他的名字写进黑名单，或对他的公司的财务进行仔细的核算，或对他的商业伙伴施加压力。也许什么事都可能发生，也许什么事都不会发生。不确定性有扩大恐惧的作用，共产党用恐惧来阻止人们对政治和公共事务的关心。共产党更希望人们信奉狭隘的利己主义来分散瓦解民众，使他们不至于走到一起来威胁共产党的统治。它更希望人们没有来参加赵的葬礼。王很明白这个道理，参加葬礼不会带给他什么利益，只有风险和利益上的损失。但是他几乎立刻决定去。他的良心要求这样做。作为八九一代和赵希望保护的众多学生中的一员，他感觉到这至少能够做到。

36 在葬礼的那个早晨，王在黎明之前就醒了。八宝山革命公墓在城市的另一边，王按照事先约好的计划和几个朋友一起过去。那是一个寒冷的冬日，令北京感到窒息的被污染的空气被清新的风卷走，露出出万里无云的蓝天。尽管天气寒冷，王穿的还是比较单薄，只有一件毛衣和皮夹克。他乘车先到附近的城铁站，经过二炮总部，联想的办公楼，和一大块将会拔地而起的高档住宅区。他乘地铁从郊区赶到市内的地铁站，坐上在等他的一位朋友的吉普。车上其他三人分别是：薛业，一名环境保护积极分子; 莫兆惠，出版商; 还有莫的出版社雇的司机。薛和莫都参加了1989年的那次示威，并且他们是多年的朋友。

37 和薛坐在后面，王注意到三大捆白布。几天前，他和他的朋友就准备带几条纪念赵的横幅到葬礼上，是莫让人去做的。 “您终于自由了!” 一个人读道。 “记忆不灭，理想不死!” 另一个读道。第三个读道， “大义凛然、沧桑不渝!” 每个都署名“八九一代”。带着横幅王比较激动。他知道运动的大多数领导者不得不去国外过着流亡的生活，并且这几天许多运动的参加者都被拘留以阻止他们参加葬礼。他想横幅会说出他们的心里话。他想让其他人知道，特别是那些年轻人，他们这一代没有沉默下去，也没有忘记所发生的。但是，在他审视着这些横幅时，王意识到一个问题，它们太大太重了。即使不展开，一条横幅也要两个人才拿得动。在一番讨论后，莫和薛决定他们先拿着一条横幅，如果没人阻止他们的话，王再去找几个朋友拿另外两条。

38 当他们驶向公墓时，王注意到在街道两边有越来越多的警察，还有很多穿着深蓝色制服的人驾驶着摩托车，巡逻车，警车。这么大的规模似乎是准备镇压任何进行示威的企图。一些官员正在设置检查点和路障，王开始担心他们将不得不停下来，参加不了葬礼。薛自言自语道警察是否会把横幅夺走并对他们施以暴力。他在废纸看似胡乱地写了一些姓名和数字，然后连同他的房子钥匙交给了王。 “如果发生什么事”，他说， “给这些人打电话并我的钥匙给他们”。王看了看他的朋友，突然意识到他们不再青春年少。八九一代已经成长起来了。当他们接近公墓事，已经差不多九点了。

39 纪念活动四小时前已经在赵去世时所在的医院开始了。当局禁止鮑彤，赵重要的政治助手，参加葬礼，但是在赵家的一再要求下，共产党允许他在医院的纪念仪式上表示他的哀悼。他被有武装警卫的一列警车弄到医院，走进悼堂时手还因两个星期前的扭打而绑着绷带。鮑看起来清瘦而虚弱，他的衬衣仍然别着白花，伴随着挽歌，他在赵的遗体前鞠躬。这是他自89年以来第一次被允许看望他的老同志。 “您现在是唯一对一些事有着比较清楚的了解的人了”，赵的儿子对他说，指的是共产党在镇压前的秘密商讨。 “现在大家都清楚”，鮑回答道， “大家知道发生了什么，人民都知道”。仪式过后，他与赵的家人站好位置准备合影留念。但是，当赵的女儿去取她的相机时，政党官员表示反对并想抢走相机。她的兄弟们忙过来保护她，双方开始争吵而陷入混乱中。 “如果你是人，就不要管我们!” 鮑喊道。直到赵的家人威胁取消葬礼，政府官员们才退却让他们拍了照。

40 葬礼车队不久之后就离去医院。外面还很黑，警察封锁了前往公墓路上的各个十字路口的交通。车队好像和谁比赛一样快速通过沉睡中的城市，似乎高层担心有人会醒来在路过时看到车队。赵的家人要求警察表达一下尊重降低行驶速度，但他们没有理睬。

41 在公墓，赵家为葬礼准备的横幅引起了争执。 “您主张了民主坚持您的良心。您的孩子们为您感到骄傲”，上面写道， “在西方极乐世界，您最后赢取了您的自由。您的风度将永远和我们在一起”。一名共产党官员反对道： “民主，嗯! 自由，嗯 ! 你们在由组织上主持的葬礼上不能把这挂起来”。赵家没有退却，而且威胁如果不挂起来他们就马上离开。但在上午8:10，预定葬礼开始前二十分钟，赵家被要求站好位置来预演一下葬礼的步骤。其实这不是排演，共产党官员实际上开始了真正的仪式。没有对赵家作任何提醒，也没等横幅挂起来，哀乐想起，第一拨客人，共产党领导层成员，走进悼堂。

42 赵的继任者—退休的党的总书记江泽民和新的国家主席胡锦涛没有出现，这给警察们少添了很多麻烦。国家总理也没有出现，他曾经给赵担当助手（温当时任国务院办公室主任）并且伴随他到天安门广场与学生做了最后一次绝望的见面（赵此时已实际上无权）。反而，来的高层成员是贾庆林，他被认为是政治局中最腐化的成员，确切地说是赵希望他的政治改革所防止掌权的那种人。贾和其他少数几个共产党要人在其他被允许的人前来之前迅速离开了。（！！！！！）

43 悼念仪式的时间和地点都没有向公众公布。但是外面，上千群众从全国各地聚集到公墓。已有数百人等在门口。赵家向共产党交了一份接近三千人的名单，包括每个前来拜访或在赵去世后联系过的人。但是很显然有远远多得多的人前来希望向赵表达敬意。穿着制服或便衣的警察到处都是，在让那些受邀请的人通过的同时,要阻止没有受到邀请的人们。一群送葬者打出了“赵紫阳精神万古长青”的横幅，不一会警察就过去对付他们。有人企图穿越警戒线，结果被警察强行拖走。

44 王的同伴让王在人群中下了车，他们则把车开到泊车点，准备在那试图通过另一个入口把横幅带进去。王排队并穿过检查点向公墓走着。途中遇到一个又一个老朋友,看到这么多人来也很惊讶。在入口处，一小群人围在那里.要求官员让那位没有邀请函的一位老奶奶进去。她看上去八十多了,由她的孙女搀扶着,她的孙女有邀请函。几位客人同官员们争吵起来,他们希望同情一下她，让她进去。没过多久,王又看到有一群人在警察周围聚集起来,王突然发现他的朋友莫和薛在人群中。警察抢走了他们的横幅。耽误了会后，警察允许他们继续呆在公墓，可横幅还是被拿走了。

45 王和他的朋友进去的时候落在人群后面。他们四个站成一排，边走边小声的交谈着。50个花圈沿着墙壁放着，赵穿着蓝色牛仔布衬衫的肖像挂在悼堂里。赵苍白而瘦削的遗体被放置在台上，穿着传统的高领外套，盖着红白的共产党党旗。伴随着哀乐，王和他的朋友在遗体前三鞠躬。然后他们和沿墙靠左站立的赵的家属们一一握手。但是谁都不能逗留。当后来的人进行仪式时，王和他的同伴们由迈着轻快的步伐的便衣警察引导着离开。

46 在王离开时，他感到心中涌起的强烈的愤怒，留下了不满的泪水。不仅是因为赵应有的国葬大打了折扣。也不是因为警察和国家安全部门无礼的行为侮辱了人们对赵的记忆和他的“遗产”。(当局怎么能把装甲防暴车开到一个拒绝派军队进京镇压的人的葬礼上呢？)确切地说，他对赵死后这个国家所做的感到绝望。靠在纪念堂外的墙上，王为这个国家的问题──日益猖獗的腐败和权力的滥用，越来越显著的不平等和不公平，以及道德的沦丧──感到悲哀，这时他的眼中充满了泪水，而警察却朝着他咆哮。

47 王注意到附近的人们。送葬者代表了中国的涌现的民间力量。王以前遇见过其中一些人。其他一些人只是听说过。来的有有环境保护者，新闻工作者，商人，博客撰写者，还有那些运动发生时尚幼的但被它代表的理想激励的一代人。富有的商人和学者与衣着褴缕的农民和失业者站在肩并肩的站在一起。有劳动积极分子鲁坤，她的丈夫因发起讨论民主改革的研究组织而被关进监狱，还有年轻的艾滋病热心人士李丹，她因揭露地方血库导致的隐形的艾滋病感染，和当局有着激烈的冲突（！！！！！！）。有李和平，他是处在要求保护普通民众权力并要求共产党遵守自己的法律的斗争最前沿的几位自修律师之一。王也记住了缺失的面孔，那些在这几天被警察拘留以阻止他们去参加葬礼的人们，其中有他的老同学杰出的推进言论自由的律师蒲志强，有在惨剧中失去儿子并和一群母亲一起完成了一份天安门受难者名册的历史学家丁子霖。

48 赵的去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如果有一天这个国家走向了赵所期望的民主，那么这将不是由于共产党高层中赵的懦弱的继任者。那将是由于那些参加葬礼的人──那些不愿忘记历史并愿意为光明的未来奋斗的人们。无论是十年来剧烈政治混乱的痛苦，还是依靠惯性保持繁荣的经济，或许正是因为这些，人们才没有放弃赵期待的更民主的中国。这天早晨，王从这些人身上中看到了希望。

Copyright © 2008 by Philip P. Pan

赵紫阳六四自辩报告全文

2008-08-03T21:33:00.000-07:00

香港人权与民运信息中心2001年披露了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的一份自辩书，即赵紫阳1989年6月22日在十三届四中全会的发言，该中心卢四清说，赵的报告不但再现当年的历史，也印证了美国媒体披露的“六四密件”的真实性。该文当时被中共列为机密文件，后经秘密渠道流传海外，赵紫阳的家人曾向信息中心证实该报告的真实性。以下为赵紫阳十三届四中全会发言全文：
这次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将对我的问题做出组织处理，我欢迎同志们对我进行批评。这些年来我的工有不少缺点、错误、失误和不得力的地方，辜负了党、人民和同志们的期望。现在我想仅就我所犯错误的一些事实做些说明和进行自我批评。
我先说学潮和动乱以来的一些事实以及我当时的思想情况。
四月中旬以来，学生游行发展愈大，我和大家想的都是使事态尽快平息下来。我讲过对于学生不按法律规定申请就上街示威，我历来是不赞成的。对罢课绝食更不赞成。我一再呼吁，要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我还讲过，即使按法律可以指准的游行，学校领导人和党组织还是应当积进行说服和劝阻工作，尽可能引导学生通过正常渠道用其他方式表达意见。我的这个态度一直是很明确的。
但是，我也看见这次学潮有两个很值得注意的特点，一是学生提出要拥护宪法推进民主，反对腐败等口号。这些要求跟党和政府的主张基本是一致的，我们不得拒绝。二是参加游行的人和支持他们的人非常之多，各界人士都有。北京城人山人海。在这种情况下，我当时产生了一个想法，就是要想平息事态，必须首先吁眼于大多数，把多数人的主流肯定下来。广大学生要求改革、反对腐败的热情是可贵的，是应该予以充分肯定的。同时还要接受群众的合理意见，采取积极的整改措施。这样使多数人的情绪缓和下来，使多数群众理解、支持党和政府的做法，然后
对少数坏人的问题，才好解决。
因与这想法联系，我还觉得四月二十六日社论有个问题，就是没有肯定多数人的主流，而是从整体上做了一个多数人难以接受的笼统的敌我矛盾性质的定性。极少数人反对四项基本原则、混水摸鱼肯定是有的。但是几十万人的行为只由少数的人操纵，是很难完全解释得通的。学生们认为四月二十六日社论给他们戴上一顶帽子，情绪变得激烈起来。因此，我曾主张对社论做些改变，松一松口。
我的这些看法，只是在中共常委的会议上讲过，只在这个范围内同少数中央领导同志交换过意见。我当时考虑我的这个想法对不对是一个同题，在党的会议上可不可以提，是另一个问题。我觉得，我的这一个想法，无论如何，是可以在党的常委会上提出来的。提一提是不应该有什么问题的。当然来大家也都意识到这个问题，讲话的口气、提法实际上也逐步在变，也都讲了一些肯定广大学生爱国热情的话。我觉得如果一开始就把这些话写在四月二十六日的社论里而不是做一个整体的敌我矛盾的定性，多数人可能不会那么激怒。再加上我们的其他工作，事态可能不致闹得那么大。这是我当时的想法。
总之，我是想把广大青年学生和社会上很多同情者的行为与极少数人的企图利用学潮混水摸鱼、制造事端，攻击党和社会主义的行为严格区别开来，避免把整个学潮笼统地作一个敌我矛盾性质的定性（“一场有计划的阴谋”、“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着重采取疏导的方针，避免激化矛盾，尽快平息事态。我的不同意见的主要之点就是在这个地方另外说明一项，我没有反对过用“动乱”这个词。我认为“动乱”只是指学潮规模，和对社会秩序的影响程度而言，并不说明性质，可以是自发的，也可以是敌对的。我在五月十六日常委会已讲过这点。
我仔细回想了自学潮和动乱发生以来这些日子我是怎样做的，那些地方做的对，那些地方做得不对或不妥。
一、在胡耀邦同志的追悼会举行以前，常委内部没有什么分歧，至少没有什么大的分歧，成千上万的学生聚在天安门广场，大家的心情确相当紧张和焦虑。我当时分析，恐怕有三部分人：绝大多数人是出于对耀邦同志的悼念之情，一部分人是对我们工作不满，想借题发挥，少数人反对党和社会主义，想故意把事情闹大。我说，党中央在治丧，学生们也要悼念，我们不好不允许他们悼念，因此我主张，除对打、砸、抢、烧、冲的违法行为要依法惩处外，一般应当采取缓和手段。我记得当时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在追悼会前唯一的一件事，是四月十九日夜，李鹏同志给我打电话，说学生在冲新华门，怎么还不采取措施？我说乔石同志在第一线，准备了各种预案，他会临机处置的。随后我打电话告诉了乔石同志。我记忆中就是这么一次。其他没有听到常委中间有什么不同意见。
二、追悼会结束后，我提出三点意见：一、追悼活动已经结束，社会活动应纳入正常的轨道，对学生游行要坚决劝阻，让他们复课。二、对学生要采取疏导方针，应开展多层次、多渠道和各种形式的对话，互相沟通，增进理解。三、无论如何要避免流血事件，如果出现打、砸、抢、烧、冲的违法行为要依法惩处。李鹏同志和常委其他同志都同意。事后听说，李鹏同志将这三条意见报告了邓小平，小平同志也表示同意。四月二十三日下午，我离京访问朝鲜，李鹏同志在车站送行时，问我还有什么意见，我说就是那三条。
三、四月二十四日到三十日晨，我不在北京，对这一段具体情形不太清楚，我是在四月二十六日晨，在朝鲜看到邓小平同志谈话和常委会议纪要电传的（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社论并未电传过去）。我当即覆电表示，“我完全同意小平同志就对付当前动乱问题所作出的决策”。
我理解，小平同志决策的总精神是要稳定，不要动乱。这一点对我们国家太重要了。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都应当竭尽全力来做到这一点。
四、我在五月三日北京纪念“五四”大会上的讲话事前经过了政治局、书记处同志的审阅，送审时，不少同志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根据这些意见，我们对稿子做了多处改动。在我记忆中，只有两位同志提出要加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一位提出要加上“反对精神污染”的意见。我当时考虑，稿子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已有了较充分的阐述，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这一概念指的就是反对四个坚持。因为意思是一样的，不加也可以。另外，从技术上考虑，整个稿子是正面讲纪念五四的，两位同志的意见插到那里，都觉得文字上不太顺。因此就没有吸收。我们历来讨论修改稿子，都不能把每个人的每个意见完全吸收进去。
五、我五月四日会见亚洲银行理事年会代表的讲话，本意是想促进学潮的平息，同时也想使外资增强对中国稳定的信心，讲话发表后，开始听到的是一些好的反映。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什么问题。李鹏同志也对我说，话讲得很好，他在会见亚行会代表时，也要呼应一下。这次讲话的调子比较温和。我当时没有觉得这有什么矛盾。因为在我访朝尚未回国之前，李鹏同志批准发的《人民日报》的第二篇社论（四月二十九日）调子已经缓和了。后来在国务院授权举行的对话会上，发言人也明确表示第一篇社论（四月二十六日）不是针对广大学生的，反复肯定百分之十九点九的学生是好的。学生提出的一些要求也正是政府要解决的。我五月四日的讲话，特别注意到了这些情形,与上面的调子大体保持了一致。另外有些讲话（如反对动乱的问题）我在五月三日的讲话中已经讲了多少，觉得可以不重复了。我这次讲话的新内容只有两点，一是我分析了群众对党和政府又满意又不满意的状况，我仍然认为这种分析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二是我提出了在冷静、理智、克制、秩序的气份中，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我想今后遇到这些问题，仍然应该争取在这轨道上解决问题。我的这次讲话，以当时各方面的反映看，效果还可以。
六、关于五月八日的常委会和五月十日的政治局会。四月二十七日的大游行后，学生们坚持要我们改变四月二十六日社论的定性。我非常为难。我当时的想法是，先绕过这个问题，在施政和民主建设方面办几件好事，使群众看到我们真正在做出努力，事件也许会逐步平息。等到大家都冷静下来以后，也许比较容易取得同一意见。因此我在这两次会上提出了向人大常委报告清理公司的情况,公布高级干部的收入和身世，取消八十岁（或七十五岁）以下领导人的特供，由人大常委依法组织专门委员会对涉及高干及其家属的举报案件进行独立调查（万里同志考虑得比我周到，他建议由人大成立有权威的廉政委员会）。在广泛讨论的基础上，制定新闻法和游行示威法等等。我的这些建议在常委会和政治局会议上都只是提了一下，以后还准备再讨论，并没有正式做出决定。我的基本想法是，把廉政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件大事来抓，并把廉政同民主、法制、公开性、透明度、群众监督、群众参与等密切结合起来。五月十三日上午，我和尚昆同志在小平同志处汇报时，向小平同志报告了这些想法，小平同志赞成，说，要抓住这个时机，把腐败问题好好解决一下，要增加透明度。
七、关于我同戈尔巴乔夫谈话的问题。十三大以后，我在接待国外党的主要领导人时，曾多次向他们通报，我党十三届一中全会有个决定。我的目的是让世界更明确地知道小平同志在我们党内的地位不因退出常委而发生变化，在组织上是合法的。这次访朝，我也向金日成主席谈了这个问题。我跟戈讲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惯例了。问题在于这次作了公开报道。我从朝鲜回来后，听说小平同志四月二十五日关于学潮问题的讲话广泛传达后，社会上引起很多议论，说常委向小平志汇报不符合组织原则。还有一些更难听的话。我觉得我有必要加以澄清和说明。
在戈尔巴乔夫来访的前两天，我与工人和工会干部座谈对话时，会上也有人提出这类问题。当时我根据十三届一中全会的决定，作了说明，效果很好。他们说，我们过去不了解，现在知道了就好了（乔石、胡启立、阎明复等同志均在场）。在此之前，陈希同同志就针对人们有关“垂帘听政”的错误议论向大专院校工作的同志们做了解释，说明了党的十三届一中全会有关决定的情况，效果也是好的。陈希同同志在四月二十八日的常委会上还汇报过这个情况。因此，我就考虑，如果通过公开报道，把这一情况让群众知道，对减少议论可能会有帮助。我当时向戈尔巴乔夫同志通报的内容是，十三届一中全会郑重作出一个决定，在最重要的问题上仍然需要邓小平掌舵。十三大以来，我们在处理最重大的问题时，总是向邓小平同志通报；向他请教（我有意识的没有讲，可以召集会议和由他拍板的话）。邓小平同志也总是全力支持我们的工作，支持我们集体作出的决策。照理说，这些内容的话，是不会给人以一切事情都是邓小平决定的印象的。我实在没有想到，这样做，反而伤害了小平同志。我对此承担一切责任。
八、关于五月十六日夜间的常委会。我从朝鲜回来以后，听到各方面对四月二十六日社论的反映很大，已成为影响学生情绪的一个结子。当时我曾考虑，可否以适当方式解开这个结子，以缓解学生的情绪。五月四日，我和李鹏同志谈了我对这个社论的一些意见。李鹏同志表示反对，因此我觉得要重新考虑是很难很难的。我又同尚昆同志商量，我考虑先绕开这个难题，对性质问题淡化，逐步转弯子。当时小平同志正在集中精力考虑同戈尔巴乔夫会晤的事，我们不便打扰，就把这个意见告诉了小平同志处工作的同志，也以个别交换意见的方式分别在几位常委同志中谈过，想把这个弯子慢慢地转过来。但是到了五月十三日几百名学生宣布绝食，其中一个主要的要求就是改变那篇社论的定性。我感到事态十分严重。这个问题已无法绕开，因此才在五月十六日晚在常委会上提了一下这件事（这是第一次在正式会议上提出）。李鹏同志说，社论中所说的“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摆在仝党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是小平同志的原话，不能动。我当时不同意这种说法。因为我认为，社论主要是根据四月二十日常委会精神写的。
九、五月十七日，在小平同志处召开的常委会上，李鹏、姚依林同志批评我，把学潮升级的责任全部归结到我五月四日在亚银年会上的讲话，其激烈的程度出乎我意料之外。这次常委会再次肯定四月二十六社论的定性，并作出了调军队进京戒严的决策。我表示有决策比没有决策好，但我非常担心它将带来的严重结果。由我来组织执行这个决策，很难得力。我是在党的会议上坦率地讲出我的担心的。会后我再三考虑，很怕因为我的认识水平和思想状态而影响和耽误常委这一决策的坚决贯彻执行。我在情绪比较急躁和冲动的情况下便想提出辞职。尚昆同志知道后，立即劝我说，如我辞职，将在群众中起激化作用，并说常委内部还能够继续共事的。我反复考虑了尚昆同志的忠告，觉得他的话是正确的。在当前的局势下，我无论如何不能做使党为难的事。因此辞职信没有发出。但情况的发展仍使我忧心忡忡。五月十八日，我又给小平同志写信，要求他再次考虑我的意见，并打电话给尚昆同志，讲他再向小平同志说一下。我觉得无论如何，在党内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是允许的。身为总书记有不同看法如果不提出，并不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现在回想，辞职信虽然没有发出，但当时产生这个念头，从全局来看，就是.....
十、关于五月十九日凌晨到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的学生。原来在学生绝食三天后，我就准备去看他们。后来我又几次提出要去，但都因种种原因而未去成。五月十九日学生绝食进入第七天，有死人的危险，已经到了紧急关头。党内外各界人士要求我和李鹏同志去广场劝说绝食学生的呼吁像雪片一样的传来。人民群众也对我迟迟不出来做工作强烈不满。有些同志说，周总理如果在世，早就到群众中去了，我觉得我们如果不再出来，将无论如何无法向人民交代。尽管我当时身体已感不适，但我还是下了决心一定要去。因为学生已绝食七天，在那样的情况下，我去了以后，除了动之以情，劝说他们停止绝食外，还能说些什么呢？在我们看望之后，当天绝食学生的情绪已有缓和，并于当晚九时，宣布停止绝食。我不能说我的讲话在这方面起了很大作用，但起码是没有起反作用。看完学生回来后，我已觉得自己的病情加剧。
十一、关于我没有出席五月十九日召开大会的问题。我要说明，那天我是因为有病向常委请假的。乔石同志在会上也是这样宣布的。我的请假信是到开会通知之前发出的。请假信在先，接到开会通知在后。我开始时是眩晕、头痛、站立不稳，入夜后心脏病发作，实情就是这样。我请了三天病遐，假满以后我就没有工作可做了，也不让我参加任何会议，情况我也不知道了。从上可以看出，我对处理学潮和动乱的问题当时总的想法就是设法缓和与学生的对立，争取学生中的大多数，使学潮逐步不息下来。我十分担心在同多数人的矛盾尚未缓解的情况下采强硬手段，特别是动用武力，将很难避免发生冲突和流血事件，那样就会使事态更加扩大，即使把学潮平息下去，将会留下很大的后遗症。现在回想起这些想法也很可能是一厢情愿，不那么现实。即便当时对四二六社论的定性作了松动，也不一定就能缓解矛盾，可能又节外生枝提出新的难题，最后矛盾激化，仍然无法避免。
最近小平同发表了非常重要的讲话，使我受到了很大的教育，他说，这场风波的来到，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影响的必然结果。还说，现来比晚来好。如果从这样就成为多余的了。我当时确实没有认识到这样的高度深度，我愿意结合学习小平同志的讲话进一步思考这个问题。
对于经济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及其责任问题，小平同志讲过，李鹏同志也讲过。
我的能度是，从我到国务院工作后，直到十三届三中全会之后，经济工作中的失误，应该主要由我来负责。一九八九年李鹏同志的向人代会的报告，在政治局会议讨论之前，曾专门送给我征求见。由于报告初稿中，讲到失败原因时，连续用了几个“多年来”，我建议对过去几年来的问题、要采取分析的态度，如预算内的基本建规模八五年已经得到了控制，没有控制住的是计划外部分。笼统地说改革急于求成，也不符合实际情况。李鹏同志听后说，那就集中讲八八年的问题，作为本届政府的年度工作报告，可以不讲过去几年的问题。我听后未表异议。有的同志批评我，不让李鹏同志在报告中讲过去几年的失误，把过去几年的失误，推到李鹏同志的头上，我要说明，没有这回事。我从来没有这个想法
。
一九八七年以前，我国的经济状况总的是好的，是充满活力的，这是改革开放的结果。这几年来，经济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也有不少的缺点和失误。作为在第一线工作的主要负责人，我对这些失误应当负责。基本建设规模，年年控制不住，对计划外基建和过快增长的消费基金，一直还没有找到有效的控制办法。农业问题，小平同志、陈云同志、先念同志、彭真同志等都提醒过，但是，直到去年农业会议之前，我们长时间没有采取比较得力的措施，这些失误，责任在我。
一九八八年以前，我国没有明显的通货膨胀，当然也积累了一些可能加剧通货膨胀的因素。去年发生明显通货膨胀的直接原因，是由于对前年情况估计过于乐观，在物价已经开始不稳定的情况下，又准备加快物价改革步伐，并公开宣传物价改革，宣传开放物价，引起人们的恐慌，造成了群众对物价上涨的强烈心理预期。这个问题，凡是搞商品经济的国家都非常重视，而我们当时不大懂得。人们对涨价的心理预期过高，我们又没有及时提高存款利息，解决储蓄保值问题，因而就发生了抢购，尤其严重的是造了储蓄率的大幅度下降，使银行的钱少了，被迫多发票子。着重讲清一九八八年发生的这些事情，是为了正确分析出现问题的原因，并没有任何推卸责任的意思。因为一九八八年的这个失误，也应当由我来负主要责任。
这里顺便说一下，李鹏同志代表四位常委的报告中，批评我不加分析，不讲条件地鼓吹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自己“创收”。这与事实不符。去年上半年，我曾专门打电话给江泽民同志，要上海纠正党政机关建立公司搞“创收”的问题。报告中还批评我一再宣扬“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腐败现象不可避免”。我不记得在哪里讲过这样的话。自从我去年初在广东提出“党政机关的廉洁”以来，我开始认识到制止腐败，解决廉洁问题的重要性。从那时以后，我对防止腐败和廉政问题讲过不少次话。我讲过，从许多国家的经验看，在发展商品经济的初期，容易发生腐败现象。但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应当而且可以把腐败现象限制在最低限度，提出“经济要繁荣、党政机关要团洁”。当然。如何防止腐败，保持团洁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虽然书记处会议专门研究过，还开过一些座谈会，也总结过一些地区的经验，但至今还没有能够找到在改革开放条件下如何有效整治腐败现象的办法，如果要讲责任也要由我来负。
同志们就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对我提出很多批评和意见。我想就此对大家讲一讲我的思想状况。
开放以来，怀疑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企图照搬西方民主制度的思潮在某些知识分子中，尤其在一些青年教师、青年学生中间确实有所滋长。
这次学潮问题闹得这么大同这个思潮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几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抓得不够有力，收效不大，放松了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这些问题都是存在的。我都有重要责任。我经常在考虑这个问题，觉得很不简单，究竟如何才能抵制和反对这种思潮确实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和解决的问题。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想，加强关于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是非常重要的。这方面我过去也是经常强调的。特别是今年以来，我在加强党的建设，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加强形势教育，加强理论研究等方面都讲过一些话。我还根据小平同志多次讲话的精神提出要坚持两手抓，即一手抓发展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一手抓加强思想和政治领域的工作，当然，总的来说，还抓得很不够。特别是很不落实，正象小平同志指出的那样，一手硬，一手软，对此我要负主要责任。
在这期间，我感到比较复杂的一个问题就是怎样进行思想政治工作，才能收到好的效果。我常听到一些反映，只用原来的办法进行教育，效果往往不显著，甚至引起逆反心理。我在这方面想得较多，但是并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同时我还感到，光靠思想教育是不够的，要在人们思想上解决究竟是社会主义优越还是资本主义优越的问题，归根结柢，还得靠人们从自己的实践中切实感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这就必需把我们的改革搞好，把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民主很快地发展起来。一九八七年四月以后，小平同志多次讲过这样的话：“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个长期斗争，也是一个长期的教育过程，不能搞运动，要靠把改革搞好，把经济发展起来，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以实践去说服那些怀疑社会主义制度的人”。我非常赞成小平同志的这些观点。
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这两方面互相影响。现在看来，除了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发展外，社会主义在政治体制上，在民主问题上也必需显示出自己的优越性，在实践中，我愈来愈感到，政治体制改革对经济体制改革既不能超前也不能滞后了，应该大体上同步进行，如果太滞后，经济体制改革就很难继续进行下去，而且会产生各种社会政治矛盾。我原来曾想，只要把经济体制改革搞好，把经济发展起来，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人民就会满意，社会就会安定，但后来发现，情况不完全这样。人民的生活水平，文化水平提高以后，政治参与意识、民主意识都会增强，如果思想教育跟不上，民主法制建设跟不上，社会仍然不会安定。去年十二月，我在军队的会议上说过，许多国家的情况都说明，经济的发展常常不能自动地带来人们的满足、满意和社会的安定。我觉得这向我们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必需坚持两手抓，不能忽视思想政治领域的工作，二是政治体制改革必需跟上，主要是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的建设必需跟上。
我对李鹏同志的报告中提出的撤销我领导职务的建议没有意见，但对我提出的“支持动乱”和“分裂党”这两项指摘我有保留意见。
对于如何处理学潮和动乱，我的确根据党章允许的范围在党的会议上提出过自己的不同意见。不管这些意见是否可行和有效，但都是关于如何平息动乱的意见。我从来没有提出过支持动乱的意见。
再从实际情况来看，学潮和动乱的扩大，也不能说是我支持的。事实上从四月二十三日到月底这一段，学潮和动乱急剧扩大，而这段时间我并不在国内。李鹏同志的报告中，说我在亚行年会的讲话，使动乱升级。事实上在我讲话以后，各大学校继续纷纷复课的情况，说明这种批评不符合事实。当时首都各报都有报道。这至少可以说明我那次讲话并没有引起学潮升级。五月十九日实行戒严以后，我就没有工作了，当然也再没有发表任何讲话。此后动乱的升级更没有理由说是我的原因。如果说我请病假没能参加五月十九日的会议，以后事态的发展也主要是由于我的原因引起的，这无论如何解释不通。
关于分裂党的问题。什么才是分裂党的行为？党的历史上是有案例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也有规定。我们党从来没有把在党的会议上提出不同意见，甚至表示保留意见就叫做分裂党的。
领导人之间在公开讲话中侧重点有时有些不同，口径不那样一致，人们中间有这样的议论，这是不断出现过的事，不能因此就叫分裂党。而李鹏同志报告中指摘我在亚行讲话中没有提到四月二十六日社论，又指摘我在已经出现动乱的情况下讲话中却说了“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但是就在第二天，李鹏同志在亚行讲话中也没有提四月二十六日社论，而且说中国要努力“避免动乱”。我认为像这样一些在不同场合不同时间出现的讲话侧重点的不同，具体措辞的不同，甚至口径上不太一致，有些是不合适的甚至是错误的，但都不能上纲为“分裂党”，更不能因为我请病假不能出席五月十九日会议算作“分裂党”的行动。
另外，把一些单位说成是我的“智囊”、“智囊团”，因此这些单位有人上街游行演说，似乎与我有什么关系。我要说明，并不存在什么“智囊”和“智囊团”的事。我在国务院工作时，有时就一些经济理论问题找人座谈。参加座谈的人常常来自许多单位，有时也有这些单位的人。
此外，我和这些单位没有其他什么联系。这些单位更不直接由我来管。他们有自己的隶属关系，把他们统统说成是我的“智囊”，既不是事实，也会不必要地使这些单位背上包袱。
既然党章规定党员有对自己处理意见进行申辩的权利，我今天就着重对这两个指摘提出申辩，希望予以考虑。

1989年6月22日

咕噜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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